我叫提午朝。

這個名字聽來古意盎然，不少人第一次聽到，都會誤以為出自哪個書香門第。

實際上，它來源于我父親——一個高中歷史老師——在一個特殊時刻的靈光一現。

某年12月31日午夜，舊世紀最后一秒滑入新千年的第一瞬，我降生在縣醫院的產房里。

據母親說，父親當時盯著產房墻上那個圓鐘，指針剛劃過十二點，他喃喃道：“提挈千年，午正朝陽。。。就叫提午朝吧。”

后來我才明白，這個名字里藏著一個普通歷史老師對新時代的全部期盼——提著舊世紀的智慧，走向如日中天的新紀元。

他常說，二十二世紀將是人類醫學徹底攻克疾病的時代，于是從我識字起，書架上擺滿了《人體解剖彩色圖譜》《希波克拉底誓》這些本不該出現在兒童房的書。

如今想來，命運在命名時已埋下殘酷的反諷——我確實“提著”舊時代的醫學知識，走進的卻是文明崩潰的“午朝”，一個沒有朝陽的永夜。

舊時代的最后一個夏天，我拿到了國立醫科大學研究生錄取通知書。

那場考試幾乎成了我校的傳奇。

醫學院的榮譽墻上，我的名字后面跟著一個至今未被打破的分數：469分。

比歷年最高分只低了一分而已。

上次最高分的那個人是個女人，是這所大學聲名赫赫的陳教授的愛徒。

我記得好像姓秦，叫秦柔。

“天才醫學家”——校報用這樣的標題，下面配著我那張面無表情的證件照。

他們不知道的是，所謂“天才”，不過是父親早逝后，我把自己鎖在書房里長達三年的結果。

當同齡人在籃球場上揮灑汗水，在懵懂戀情中臉紅心跳時，我在背誦克氏外科學的每一個附注，在腦內演練每一場復雜手術。

面試那天的細節我記得異常清晰，或許因為那是文明社會中最后一次純粹的學術選拔。

考場設在醫學院老樓的階梯教室，空氣里彌漫著福爾馬林和舊書的混合氣味。

七位考官坐在長桌后，最中間的是著名神經外科專家陳景和教授——我的第一志愿導師。

“提午朝同學，”陳教授推了推眼鏡，翻看我的試卷復印件，“第三大題第七小題，關于海馬體與前額葉皮質在記憶鞏固中的協同機制，你的答案比標準參考答案多出三個要點，能說說來源嗎？”

我深吸一口氣：“來自《神經科學年鑒》去年十二月刊，耶魯大學團隊的最新fmri研究，以及我根據他們數據做的推演。”

教室里響起一陣低語。

一位女考官挑眉：“你讀《神經科學年鑒》？”

“從2015年至今的每一期。”我說，“還有《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主要文章。我家有訂閱。”

這是謊。事實上，我每周六早晨會去市圖書館，用父親的舊借書卡，在期刊室一坐就是一整天。

管理員是個和藹的老人，后來甚至為我留出最新的外文期刊——在這個三線城市，我是唯一會去碰它們的人。

接下來的四十五分鐘成了一場學術圍攻。

從crispr-cas9的脫靶效應到異體器官移植的免疫耐受誘導，從姑息治療的倫理邊界到公共衛生系統的脆弱性建模。

問題越來越偏離課本，越來越接近醫學的前沿與深淵。

最后，陳教授問了一個看似無關的問題：“提同學，你認為醫學的終極目標是什么？”

教室里安靜下來。標準答案應該是“治愈疾病、緩解痛苦”之類，但我沉默了幾秒，給出了不同的回答：

“是理解生命的脆弱系統，并為之設計冗余。”

“解釋一下。”

“人體是一個精密的脆弱系統，”我說，聲音在教室里異常清晰，“每一個器官、每一段基因、每一個細胞間信號，都可能因為微小擾動而崩潰。醫學是在這系統中尋找薄弱點，并建立備份——就像免疫系統是抵御病原的冗余，凝血機制是應對創傷的冗余。真正的醫學進步，應該是為整個人類系統設計冗余。”

陳教授盯著我看了很久，然后緩緩點頭：“有意思的觀點。你可以出去了。”

三天后，錄取通知抵達。

我成了陳景和教授今年唯一錄取的研究生。

母親哭了整整一晚。

她在父親遺像前點了三炷香，喃喃道：“老提，你兒子要去你最想去的學校了。”

我收拾行囊時，發現父親舊書里夾著一張泛黃的紙條，是他工整的楷書：“醫者，知死而后知生。”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這三年的偏執——我一直在為一場永遠不會發生的崩潰做準備，為理解死亡而鉆研生命。

只是那時我不知道，真正的崩潰不需要理解，它只會蠻橫地碾碎一切。

國立醫科大學坐落在城市的北隅，紅磚老樓與玻璃幕墻新建筑錯落共存，像一部立體的醫學史。

開學第一周，我在解剖實驗室度過了三十七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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