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七年的冬天，是在一種夾雜著勝利喜悅與深層焦慮的復雜情緒中降臨的。

京畿的烽火暫時熄滅，東南的海波也暫歸平靜，但帝國肌體深處的痼疾，卻并未因一兩場軍事勝利而痊愈。

沈淵借助大勝余威推行的深層改革，如同手術刀般探向帝國最敏感、也是最腐朽的神經中樞，立刻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劇烈痙攣。

首先掀起波瀾的，是沈淵力主的“礦稅整頓”與“漕運折銀”試點。

在北直隸順天府和山東登萊地區，由戶部、工部革新派官員及內衛人員組成的“礦稅清厘小組”開始行動。

他們的目標是那些被地方豪強、衛所軍官乃至宗室勛貴私下把持、瞞報產量、偷漏稅賦的煤窯、鐵礦。

按照沈淵的構想，不僅要追繳欠稅，更要嘗試將這些礦產的部分股權或經營權收歸“皇產”（實際由海權司或格物院控制的國資雛形），以確保新興工業的原料供應。

然而，他們面對的是一張盤根錯節的地方利益網絡。

小組所到之處，明面上的配合與暗地里的抵抗交織。

賬冊依舊“遺失”，礦洞“意外”坍塌，運輸道路被“流民”阻斷，甚至小組駐地夜間會遭到冷箭襲擊。

在順天涿州的一處煤礦，清厘小組試圖封存一個明顯產量與上報稅額不符的煤窯時，竟引發了當地礦主勾結衛所兵丁的武裝對峙！

雖然最終在周遇吉派出的新軍小隊彈壓下未能釀成大亂，但緊張態勢已昭然若揭。

“漕運折銀”的試點同樣舉步維艱。

在山東境內選擇的幾個漕糧轉運節點，朝廷試圖讓漕糧繳納部分折合成銀兩，以減少實物運輸的損耗和官吏插手的機會。

此舉立刻遭到了漕運系統自上而下的軟抵抗。

漕丁鼓噪，聲稱折銀壓低了他們的收入；沿河州縣官員則上書抱怨，稱折銀導致市面銀貴物賤，反而苦了百姓；更有潛藏在背后的糧商、倉官，因無法在實物轉運中上下其手而損失暴利，恨得咬牙切齒。

試點地區的漕糧轉運效率人為地大幅下降，通往京師的糧船明顯遲滯，仿佛一只無形的手掐住了帝國的咽喉。

朝堂之上，新一輪的攻訐浪潮借勢而起。

這一次，反對者們學聰明了，他們不再直接攻擊皇帝和沈淵的個人品德或忠誠，而是將矛頭指向政策本身的“弊端”。

“陛下！礦稅之征，本為抑商重農，如今反其道而行之，專務搜刮礦利，致使豪強離心，地方不寧，此非治國之道！”

“漕運折銀，看似便民，實則擾民！運河百萬生靈賴漕運為生，今朝廷欲斷其生計，豈非逼民為盜？”

“沈閣老新政，看似為國斂財，實則與民爭利到了極致！長此以往，恐生陳勝吳廣之禍！”

這些論，裹挾著“為民請命”的外衣，在朝野間廣泛傳播，引發了不小的輿論共鳴。

甚至連一些原本對改革持同情態度的官員，也開始對如此激進的財經手段產生疑慮。

朱由檢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能“聽”到那些慷慨陳詞的官員心中，混雜著對利益受損的憤怒、對權力被侵蝕的恐懼，以及部分人被煽動起來的、真誠的擔憂。漕運的遲滯是實實在在的威脅，一旦京師糧儲出現問題，后果不堪設想。

“先生，是否……緩一緩？”朱由檢再次流露出猶豫，“漕運關乎京師命脈，礦稅之事，亦可徐徐圖之。”

沈淵深知此刻退讓便是前功盡棄。“陛下，癤子不擠，膿血不出！此番阻力越大，越證明我們觸及了根本。他們正是看準了漕運關乎京師命脈，才以此相挾！若此刻退讓，他們日后必將變本加厲！”

他提出了應對策略：“對于漕運，可雙管齊下。一面，請陛下下旨申飭漕運總督及沿線官員，限期解決轉運遲滯問題，否則嚴懲不貸！另一面，加速登萊至天津的海運漕糧測試！孫元化奏報，新造的海船已能穩定航行此線，雖運量尚不及河運，但可作為一種戰略備份和威懾，讓那些倚仗漕運卡脖子的人知道，朝廷并非只有運河一條路！”

“至于礦稅，”沈淵目光冷冽，“更需強硬！請陛下授權新軍，對膽敢武力對抗朝廷清查者，無論涉及何人，皆以謀逆論處，堅決鎮壓！同時，可公示部分追繳的巨額稅款及查實的貪腐罪證，讓天下人看看，這些口口聲聲‘為民請命’的豪強，究竟吞沒了多少本該屬于朝廷、屬于百姓的血汗錢！”

朱由檢權衡再三，再次選擇了支持沈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