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八年的盛夏，在擊退皇太極的凱歌聲中，似乎比往年多了幾分灼熱與躁動。

京師的酒肆茶館中，百姓們津津樂道著武銳新軍如墻而進的銃陣，以及那噴吐黑煙、逆流轟擊的“鐵甲怪船”。

一場實實在在的大勝，比任何煌煌詔書都更能提振民心士氣，也暫時堵住了朝堂之上那些反對新政的悠悠眾口。

然而，真正的改革者深知，戰場上的勝利只是為更深層次的變革贏得了喘息之機與合法性。

硝煙散盡后，沈淵與他的支持者們，并未沉浸在慶功的喜悅中，而是以一種更為審慎和堅定的姿態，將改革的觸角伸向帝國肌理更深、更細微之處。

戰爭的創傷尚未完全撫平，京畿皇莊及北直隸部分官田里，卻悄然鋪開了一片片與眾不同的綠色。

沈淵力排眾議，將第二次東渡船隊帶回的玉米、土豆（少量）及番薯（已在國內部分地區種植，此次引入的是改良種）種子，在嚴格管控下，于這些“試驗田”中進行首次大規模集中試種。

負責此事的不再僅僅是老農，更有皇明格物院“農技組”的年輕士子。

他們拿著沈淵提供的、結合了后世農學知識的簡陋“栽培要點”，每日記錄著作物的株高、葉色、墑情，與毗鄰的傳統粟麥田進行著最直觀的對比。

起初，周圍的老農對這些“奇形怪狀”的作物嗤之以鼻，尤其是那桿壯葉闊的玉米，“如此耗費地力，能結幾個實？”

然而，當夏季的雨水并未如往年般充沛，部分坡地的粟麥開始顯露出萎靡之態時，那些深扎的番薯藤和耐旱的玉米桿，卻依然頑強地保持著勃勃生機。

格物院的士子們更是帶來了初步“脫毒”處理的番薯藤（采用輪作和選健壯苗的土辦法），以及嘗試用骨粉、腐熟糞肥混合的“新式肥”。

這種近乎于“精耕細作”與“粗放耐旱”相結合的模式，其效果尚待秋收驗證，但那一片片迥異的綠色本身，就如同無聲的宣，挑戰著千百年來的種植習慣。

希望的種子，已破土而出，靜待時間的檢驗。

攜大勝之威，之前一度因遠航失敗和虜患而受阻的審計清厘工作，被沈淵以更強大的力量再次推動。

這一次，焦點不再僅僅局限于漕運、鹽政，而是擴展到了工部、兵部的物料采購、營造工程等環節。

內衛與革新派御史聯手，依據魏忠賢遺留的線索和新的查證，以雷霆手段查處了數名中低級但身處關鍵崗位的官吏。

證據確鑿，朱由檢亦不再姑息，抄家、流放、甚至處決了數人，一時間，相關衙門的風氣為之一肅。

然而，沈淵深知，僅靠嚴刑峻法無法根除貪腐。

在處置一批蠹蟲的同時，他推動了一項更具建設性的試點——在參與新政、且審計過關的部分衙門（如軍械司、海權司、格物院及部分新軍系統），試行“養廉銀”制度。

此銀并非額外加征，而是從追繳的贓款、新政帶來的效率提升所節省的開支中劃撥一部分，作為正式俸祿之外的補貼，發放給這些部門的官吏和匠師。

數額未必巨大，但傳遞的信號明確：朝廷不僅要懲罰貪墨，更要保障清廉實干者的基本體面與生活。

此舉在守舊派看來，仍是“濫施恩賞，破壞祖制”，但在那些真正投身于繁雜實務的官員和技術人員中，卻引發了不小的震動。一種“高薪養廉”與“嚴刑懲貪”相結合的新思路，開始悄然萌芽。

改革的根本在于人才。

沈淵比任何人都清楚，僅靠他與少數幾人，無法支撐起一個新時代。

皇明格物院雖匯聚了一批人才，但規模有限，且被主流士林視為“異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