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格物院雖匯聚了一批人才，但規模有限，且被主流士林視為“異途”。

借著大勝后皇帝信任度最高的時機，沈淵再次上書，提出了一個更為大膽的構想——于北京、登萊、南京三地，設立“皇明格物書院”，并非完全脫離科舉，而是作為補充。

書院將系統教授算學、幾何、初步物理、地理、農工實務等“實學”，并與當地的工坊、船廠、試驗田緊密聯系，強調學以致用。

畢業生可通過一種特殊的“實務薦舉”或未來的“特科”考試，進入與新政相關的部門任職，其身份地位，等同于科舉正途出身。

此議一出，再次在朝堂引發軒然大波。

這幾乎是要在現有的科舉取士體系之外，另開一條晉升通道！反對者痛心疾首，認為這將導致“士風敗壞，工匠胥吏充斥朝堂”。

然而，朱由檢在仔細“傾聽”了沈淵心中那份對未來的龐大人才需求藍圖后，再次展現出了驚人的魄力。

他并未立刻批準全國推行，而是御筆親批，允準在北京先設“格物書院試點”，招收少量有志于此的年輕士子及工匠子弟，由徐光啟、薄玨等人兼任教習，以觀后效。

這小小的一步，如同在堅硬的凍土上撬開了一道縫隙。

一股不同于八股取士的新風，開始悄然吹拂。

江南士紳的輿論攻擊并未因軍事勝利而停止，只是變得更加隱蔽和陰險。

他們不再直接抨擊皇帝和沈淵，而是通過詩文、筆記、私下議論，嘲諷新式軍隊是“恃器忘人”，蒸汽船是“奇技淫巧”，格物之學是“舍本逐末”，試圖從文化優越感的角度，持續消解新政的合法性。

面對這種“軟刀子”，沈淵的對策是進一步加強官方輿論陣地建設。

在他的支持下，《京報》擴大了發行范圍，內容不再局限于枯燥的政令，而是增加了前線戰事的詳細報道（突出新式戰法的優勢）、格物院最新成果的通俗介紹（如蒸汽機提水的演示、新作物的生長情況）、乃至海外風物的見聞連載。

沈淵甚至親自化名撰寫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語，闡述“富國強兵”與“禮樂教化”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一場圍繞話語權的無聲爭奪，在帝國的南北之間激烈進行。

盛夏的北京，蟬鳴聒噪。

西暖閣內，冰盆也驅不散那份燥熱。

朱由檢看著各地送來的、關于試種作物長勢、書院籌備、審計進展的奏報，再“聽”著沈淵心中那份步步為營、卻又堅定不移的推進計劃，緩緩吁出一口氣。

“先生，如今之勢，可謂基石初奠否？”

沈淵拱手，目光沉靜：“陛下，只是剛剛清理了地基，打下了幾根樁基。大廈之成，非一日之功。眼下最要緊者，乃是讓這新生的綠苗、新立的規矩、新學的種子，能夠真正扎根，抵御未來的風雨。”

他知道，舊勢力的反撲絕不會停止，皇太極的威脅依然懸于頭頂。

但改革的巨輪，在碾過最初的險灘后，終于開始以一種更沉穩、更深入的姿態，破浪前行。潤

物雖無聲，其力可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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