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乾元年五月，京城國庫的朱漆大門被推開時，一股混雜著霉味與灰塵的氣息撲面而來。陽光斜斜照進庫房，光柱里浮動的塵埃像迷路的飛蟲，落在堆至房梁的賬本上——最上面那本的封皮已經褪色，只模糊能看清“康熙五十九年”的字樣，翻開內頁，里面只草草寫著“鹽稅若干”“商稅若干”，既無明細，也無憑證，活像本隨手涂鴉的草稿。

靈汐站在庫房中央，指尖拂過一本攤開的江南鹽稅賬本，指腹沾了層薄灰。賬本上“江南鹽稅年收二百萬兩”的字跡刺得她眼疼——她從漕運記錄里查得，江南每年運出的鹽量足有六百萬擔，按朝廷早年定的“每擔抽稅五錢”算，年應收三百萬兩。這一百萬兩的差額，像個無底洞，悄無聲息地吞噬著國庫的收入。

“這些賬本，就是本糊涂賬。”身后的戶部主事老李苦笑著搖頭，手里捏著塊布，徒勞地想擦去賬本上的灰，“之前的官要么懶，要么怕得罪人，賬本只記個大概，誰也不愿細查。江南鹽商跟地方官勾得緊，把該交的稅銀私分了，咱們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國庫就空了，百姓的日子就難了。”靈汐的聲音很輕，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堅定。她出身江南商戶世家，從小跟著父親管賬，最清楚“糊涂賬”背后的貓膩——小商販月賺五十兩，稅吏能逼著交十兩；大綢緞商月賺五千兩，卻只交五十兩，全憑稅吏的心情和商戶的“打點”。

當天下午，靈汐抱著整理好的賬本和漕運記錄，踩著碎步去了御書房。胤宸正對著江南水患的奏報皺眉，見她進來，忙放下朱筆：“怎么樣，國庫的底摸清了？”

“摸清了，是爛底。”靈汐把賬本攤在御案上，翻到江南鹽稅那一頁，指尖點著數字，“陛下您看，江南鹽稅年應收三百萬兩，去年只收了二百萬兩，剩下的一百萬兩，被鹽商和地方官分了。還有京城大柵欄的綢緞商張老板，每月給稅吏塞十兩銀子，才少交了一半稅；賣糖葫蘆的李大爺，月賺三十兩，稅吏非要他交五兩，不交就砸他的攤子。”

胤宸看著賬本上的數字，眉頭越皺越緊。他知道國庫空虛，卻沒想到混亂到這個地步——稅收本是國之根本，如今卻成了官商勾結的肥肉，百姓被盤剝，朝廷卻得不著實惠。“那你有什么法子？”他抬眸看向靈汐，眼里滿是信任——潛邸時，靈汐就幫他理過私賬，從來沒出過差錯，她的心思細，又懂商情，定有辦法。

“臣想擬一份《商業稅收章程》，按營業額收稅，明碼標價，誰也不能多收，也不能少收。”靈汐說著，從袖中取出一份折疊整齊的草稿，展開在他面前，紙上的字跡工整，還畫著簡單的稅率表，“具體是這樣：營業額不足一百兩的小商販，免交商業稅——像李大爺那樣的，就不用再交稅了；一百兩到一千兩的，收百分之一；一千兩以上的，收百分之二。鹽、鐵是專營品，單獨定稅，鹽每擔收五錢，鐵每斤收二分，一分都不能少。”

她頓了頓，指著草稿上“稅票”二字，眼神亮了些：“最關鍵的是稅票——由官府統一印制，上面印著防偽的纏枝蓮紋，還有‘宸乾元年’的印章。商戶交稅后，稅官必須當場開具稅票，寫清商戶名、營業額、交稅額和日期。商戶拿著稅票，要是稅吏再敢額外勒索，就可以持票去監察衛告狀，一告一個準。”

胤宸仔細看著草稿，越看越滿意。這法子既照顧了小商販，又管住了大商戶和稅吏，公平合理，還能堵住私吞的漏洞。“就按你說的辦。”他拿起朱筆，在草稿上批了個“準”字，“先在京城試點，要是效果好，再推到各省。需要什么支持，盡管跟朕說。”

得到胤宸的首肯，靈汐立刻行動起來。她從戶部抽調了二十名精通算數的官員，在國子監旁設了個臨時的“稅票印制局”，親自盯著工匠刻版、印票；又選了十名細心的吏員，培訓他們如何計算營業額、如何開具稅票，反復強調“不能多收一分，也不能少開一張”。

試點的第一站，靈汐選了京城最熱鬧的大柵欄。這里商戶云集，有賣綢緞的、賣茶葉的、賣瓷器的，還有各種小攤販，最能體現稅收混亂的問題。她親自帶著吏員們上門宣講章程，第一個去的就是綢緞商張老板的店鋪。

張老板的店鋪不算小，柜臺上擺著各色綢緞，卻沒什么客人——前幾日稅吏剛來過，要他交一百兩稅，他只交了五十兩，塞了十兩銀子才了事，心里一直提著心，怕稅吏再來找茬。見靈汐帶著人進來，他以為又是來催稅的，忙不迭地要去拿銀子。

“張老板，不用拿銀子。”靈汐笑著攔住他，遞過去一份《商業稅收章程》，“咱們現在按新章程收稅，明碼標價。您上個月的營業額是五千兩，按百分之二算，該交一百兩稅——之前您每月給稅吏塞十兩，才交五十兩，現在按章程，您得交一百兩，但以后再也不用給稅吏塞錢了，也不用怕他們找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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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板愣了愣，接過章程反復看了幾遍，又算了算賬，臉上漸漸露出了笑容：“這么說，我雖然多交了五十兩稅，卻不用再看稅吏的臉色了？以后他們再來要銀子，我就拿稅票懟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