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來得更早，寒風卷著碎雪沫子，在農村的土路上打著旋兒。臨近年底，大隊部的大喇叭突然響了起來，連著幾天反復播報著國家的新指令——“嚴格實行評工記分”。這消息像一塊石子投進平靜的水塘，讓習慣了自家忙活的村民們瞬間炸開了鍋。

有人蹲在自家門檻上抽著旱煙，眉頭擰成了疙瘩：“這工分制是啥？難不成以后干活還得按點算？”也有年輕媳婦抱著孩子，湊在一塊兒小聲嘀咕：“以前種自家的地，想早起就多干點，想歇晌就緩一緩，現在咋還跟城里工廠似的，要‘上班’了？”就連村里最有主意的老把式，也拿著大隊干部送來的宣傳單，翻來覆去地看，嘴里念叨著“按勞分配”，卻還是沒摸透這新制度的門道。

好在大隊書記連夜組織了村民大會。煤油燈把大隊部的土坯墻照得亮堂堂的，書記站在土臺上，手里攥著國家的指示信，一字一句地解釋：“大伙兒別慌，這工分制不是要折騰咱們，是為了讓多干活的人多受益！以后咱們集體勞動，干一天活記一天工分，到了分糧食的時候，就按工分多少來分，誰勤快誰就能多拿糧！”他怕大家聽不明白，還舉了例子：“比如元三每天都上工，記10分工，李四總偷懶，只記5分工，年底分小麥，元三就能比李四多領一半！”

這么一說，村民們心里的石頭才算落了地。是啊，不管是自家干還是集體干，只要肯出力能多拿糧，就沒啥不樂意的。沒過幾天，工分制就正式推行開來。每天天剛蒙蒙亮，大隊部的哨子就響了，村民們扛著鋤頭、挑著筐，準時在村口集合，聽生產隊長安排當天的活計——要么去地里鋤草，要么去河邊挑水澆地，要么去場院整理農具。到了傍晚收工，小隊長會拿著小本子，給每個人記上當天的工分，一筆一劃都寫得清清楚楚。

剛開始，大家還真有點不適應。以前忙的時候還能抽個時間在家縫縫補補、拾掇拾掇院子，現在就算沒啥急活，也得去地里轉悠，不然就沒工分。有次王嬸家里孩子生病了，想在家照看一天，還得專門去跟隊長請假，回來后還得把當天落下的活補上，才能補記工分。村民們私下里念叨：“這跟上班真是一模一樣。”可念叨歸念叨，一想到年底能多分糧食，大家還是咬著牙，每天按時上工，生怕少記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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