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長的話，像一把錘子，敲在阿不都心上。

他回頭看看常鵬，常鵬對他點了點頭。

回去的路上，阿不都異常沉默。

他腦海里交替浮現著：工頭克扣工資時不屑的嘴臉，大連學生寄來的手冊和信件，父親瘸著腿去上班的背影，奶奶期盼又無助的眼神，廠長用英語侃侃而談時自信的樣子，還有棉田里那似乎永遠也摘不完的、價值七毛錢一斤的雪白棉桃……

兩條路，無比清晰地擺在面前。

一條，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艱辛，是被“沒文化”輕易拿捏的無力。

另一條，是充滿未知和困難的攀登，是老師、學校、甚至遠方陌生人伸出的手，是廠長口中那“讓勞動更值錢”的可能。

車窗外，暮色四合。阿不都緊緊攥著拳頭，指甲掐進掌心。

周一清晨，阿不都第一個走進了教室。

他沒有像往常一樣低頭縮在角落，而是走到常鵬和姜恒力面前，深深鞠了一躬。

“常老師，姜老師，我想好了。我要讀書。”

他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咬得很清楚，“我要把書讀出來，讓我家的棉花，不再只賣七毛錢。”

常鵬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沒多說，只問：“能吃苦嗎？補基礎可不容易。”

“能。”

阿不都眼神堅定，“棉田的苦我都吃過，學習的苦，我也能吃。”

常鵬的“一對一補基礎計劃”簡單直接，就從一個單詞開始——“tton”。

但這次不同。常鵬帶來了不同形態的棉花制品：粗糙的籽棉、潔白的皮棉、柔軟的棉紗、織成的棉布。

他讓阿不都摸、看、聞，然后才在紙上寫下“c-o-t-t-o-n”。

“棉花從地里到身上，要經歷很多步驟，每一步都有說法。”

常鵬說：“咱們就學這些說法。”

他不再強塞語法，而是把阿不都帶到學校的小菜園，指著正在生長的蔬菜：“the

toato

is

grog（番茄正在生長。）”這是現在進行時。

又帶他看食堂阿姨做飯：“the

ok

akes

noodles

every

day（廚師每天做面條。）”這是一般現在時。

習題本上的句子，不再是冰冷的“he____(go）

to

school”，而是變成了“y

father_____(harvest）

tton

autun”或“the

workers

the

factory_____(ake）

cloth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