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瀉金匱：傷寒濟世錄》
下卷·經方傳世惠千秋
第五回五苓化裁方證相應
張仲景在南陽行醫多年，對五苓散的運用愈發純熟，從最初的治水濕腫滿，漸漸拓展到更復雜的證候。建安七年，南陽遭逢“太陰濕土司天”，c混xiazhi激ao陰雨連綿，百姓多患“蓄水證”，不僅水腫，還兼見發熱惡寒，小便不利，渴欲飲水卻飲后即吐。
仲景接診了一個糧商，此人趕車途中淋雨，歸來后便發熱無汗，腹脹如鼓，喝下去的水全積在胃里，一走動就嘔出清水。“這是太陽表證未解，水濕內停，”仲景診脈后說，“單用五苓散恐力不足，得加些發汗解表的藥，讓表里之濕同去。”他在五苓散基礎上加了生姜、大棗，生姜溫胃止嘔，大棗補脾胃，又囑病人服藥后喝些熱粥，助藥力發汗。
糧商服藥后，先得微汗，接著小便通利，嘔吐立止，三日便康復如常。仲景在案頭寫下：“太陽病，發汗后，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若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這便是《傷寒論》中對五苓散證的經典描述，字字皆從臨床而來。
還有個婦人，患“妊娠水腫”，腿腫得像灌了鉛，卻怕吃藥傷了胎氣。仲景用五苓散時，特意減少了澤瀉的量，加了當歸、白芍養血安胎。“澤瀉利水，恐傷胎氣，”他對婦人說，“加當歸白芍，就像給胎兒加了層護佑，利水而不傷正。”婦人服藥半月，水腫漸消，胎兒也安穩無恙。這讓仲景領悟到，經方并非一成不變，需“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阿竹（此時已是仲景的弟子）問：“師父，為何同樣是水腫，有的用五苓散，有的卻用真武湯？”仲景指著窗外的白河：“五苓散治的是‘膀胱氣化不利’，像河道淤堵；真武湯治的是‘腎陽虛水泛’，像堤壩崩塌。澤瀉在五苓散中是通渠，在真武湯中（若加用）則是助堤壩排水，處境不同，作用亦異。”他讓弟子們牢記“方證相應”，說這是用經方的鑰匙。
第六回澤瀉湯妙滌飲清竅
仲景對澤瀉湯的探究，更是窮微極妙。他發現澤瀉配白術，不僅能治眩暈，還能療“痰飲停聚”引起的諸多病證。有個老秀才，患“梅核氣”多年，總覺喉嚨里有個東西堵著，吐不出咽不下，還時常頭暈，舌苔白膩。仲景說：“這不是喉嚨里真有東西，是痰飲像棉花絮堵在胸膈，上蒙清竅。”
他用澤瀉湯加半夏、厚樸，澤瀉白術去濕，半夏厚樸化痰散結。老秀才喝了七劑，喉嚨的“梅核”竟消失了，頭暈也大為好轉。“痰飲生于濕，”仲景對弟子說，“澤瀉湯去其本源之濕，半夏厚樸化其已成之痰，標本兼顧，方能建功。”
還有個孩童，患“癲癇”，發作時突然昏倒，口吐白沫，四肢抽搐，醒后如常人。仲景診其脈沉滑，說：“此為痰飲上蒙心包，澤瀉湯能去濕滌飲，加菖蒲、遠志開竅化痰。”他讓孩童連服一月，癲癇發作次數明顯減少，半年后竟不再發作。這讓仲景認識到，澤瀉湯的“滌飲”之功，不僅限于清竅，還能深入臟腑，蕩滌無形之痰。
關于澤瀉與白術的配伍比例，仲景也反復驗證。最初他試過31、41，最終發現52效果最佳。“白術健脾土以制水，澤瀉利水濕以消飲，”他解釋，“土能克水，白術是‘克’，澤瀉是‘導’，5份導與2份克，恰合‘土克水而不制水’的中道，既去濕又不傷脾。”有個病人誤用了33的比例，結果利水不足，痰濕未去；另一個用了71，又因白術太少，利水太過而傷脾，可見比例之妙，存乎一心。
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寫下：“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這“苦冒眩”三字，道盡了痰飲眩暈的特征，而澤瀉湯的配伍，也成為后世治痰飲眩暈的圭臬。
第七回醫理淵深濕去陽通
隨著臨床經驗的積累，仲景對澤瀉及其方劑的醫理闡釋愈發深刻。他在《傷寒論》中提出“太陽蓄水證”的概念，說澤瀉的作用是“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使“水精四布，五經并行”。這背后，是對“天人合一”的深刻體悟——人體的水液代謝，就像天地間的江河湖海，需陽氣推動，方能循環不息，澤瀉則是疏浚河道的能手。
有個將軍，因久居潮濕軍營，得了“濕溫”病，身熱不揚，午后加重，胸悶腹脹，大便溏薄，小便黃濁。仲景用五苓散加滑石、茵陳，澤瀉利水，茵陳清熱，滑石利濕。將軍服藥后，小便增多，身熱漸退，腹脹也消了。“濕溫是濕邪裹著熱邪，”仲景對弟子說，“就像夏日的沼澤，又熱又濕，澤瀉能引水，茵陳能清熱，滑石能導濕從小便去，這叫‘分消走泄’，順應濕邪喜下的本性。”
他還發現，澤瀉的“利水”并非單純排水，更能“泄熱”，因為“濕與熱結，濕去則熱無所附”。有個鐵匠，患“熱淋”，小便灼熱刺痛，尿色紅如血，仲景用五苓散去桂枝，加梔子、瞿麥，澤瀉利水，梔子泄熱，瞿麥通淋。鐵匠喝藥后，尿痛立減，三日后尿色轉清。“這便是‘滲去其濕，則熱亦隨去’的道理，”仲景說，“濕是熱-->>的載體，澤瀉去掉載體，熱邪自然消散。”
對于“土氣得令，清氣上行”，仲景也有新的發揮。他治一個“胃反”病人，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身體消瘦，舌苔白膩。說這是“脾胃濕阻，清氣不升，濁氣不降”，用澤瀉湯加人參、干姜，澤瀉白術去濕，人參補脾氣，干姜溫胃陽。病人服藥后，嘔吐漸止，能吃下食物了。“脾屬土，胃主降，脾升胃降，才能納食消化，”仲景說，“澤瀉去濕，讓脾土‘得令’，清氣才能升，濁氣才能降，嘔吐自止。”
第八回金匱成書經方傳世
建安十三年，張仲景避亂至嶺南，在那里整理一生的行醫經驗。茅屋油燈下，他翻看堆積如山的病案，其中關于五苓散、澤瀉湯的記錄就有數百條，從南陽的寒疫水腫，到嶺南的濕溫發熱，從孕婦的子腫，到孩童的癲癇，這些方劑在不同病證中展現出的療效，讓他愈發堅信“方證相應”的真理。
他想起年輕時在白河岸邊挖澤瀉的情景，想起師父張伯祖的教誨，想起那些因水腫而痛苦的面容，筆尖在竹簡上流淌：“太陽病，發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煩躁不得眠，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癲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