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條雙生記》（下卷）

第五回祁州雨澇生濕痹，北參驅寒顯奇能

時序流轉，至金元年間，祁州連遭三年雨澇，土運過盛，濕氣彌漫。當地突發一種怪病：患者關節腫脹如棉，屈伸不利，遇寒則痛劇，舌體胖大帶齒痕——此乃濕邪困脾，郁而化寒，屬“寒濕痹證”。

邳彤后人邳仲和，承祖業為當地名醫，見病患服慣了祁州沙參（性偏潤，帶土濕之氣），竟越服越重，不禁困惑：“沙參本為潤燥之品，何以助濕？”正焦慮時，恰逢牛家營子藥商送北沙參至此，其根形粗壯，斷面白如瓷，聞之有清冽氣。

藥商：“我地去年冬雪三尺，沙參埋于凍土，得寒水之氣，性雖涼卻燥烈，能去濕而不傷陰。”邳仲和半信半疑，取北沙參與桂枝（溫通經脈）、蒼術（燥濕健脾）同煎。首試于一老木匠，其痹痛已臥床三月，服三劑后，關節腫脹漸消，竟能扶杖而行。

邳仲和頓悟：“祁州沙參得坤土之潤，宜治‘燥中帶虛’；北沙參得金氣之燥，宜治‘濕中夾寒’。五行之中，土盛則需金泄，此乃‘土生金’之妙用也！”遂令藥鋪分儲兩地沙參，辨證而用，祁州濕痹漸平。百姓傳謠：“南參潤如酥，北參利如刀，對癥分快慢，醫者辨分毫。”

第六回草原瘟瘧起寒熱，南參滋陰救危厄

與祁州雨澇相對，牛家營子那年夏旱無雨，火運過旺，瘧疾橫行。患者先惡寒戰栗，繼而高熱汗出，一日發作三次，舌紅苔黃——此乃“少陽瘧”，寒熱往來，耗傷陰津。

其其格的曾孫帖木兒，承祖母醫術，初用北沙參配青蒿（截瘧），卻見患者熱退之后，口干舌裂更甚，甚者昏迷不醒。他想起幼時聽族中老人說：“祁州的沙參，喝起來像帶露的泉水，能填人嘴里的‘干坑’。”

恰逢邳仲和派弟子送藥至草原，帶來祁州沙參。帖木兒取之配伍生地（滋陰涼血）、知母（清熱瀉火），煎湯喂服。昏迷者飲后，半日便睜眼索水，連服五日，高熱漸退，陰津漸復。帖木兒撫掌嘆：“北參如秋風掃葉，能祛實邪；南參如春雨潤田，能補虛損。今瘧疾耗陰，正需南參‘滋水涵木’（肝屬木，賴腎水滋養，陰津足則肝木平），此陰陽相濟之理也！”

自此，兩地藥商約定：祁州藥市必儲北沙參以應濕寒，牛家營子藥棧常存南沙參以對燥熱，“南北雙參”互補成習，醫家謂之“金土相生，潤燥相濟”。

第七回文獻初載存爭議，田野驗證顯真章

明代永樂年間，朝廷編修《本草品匯精要》，派醫官至祁州、牛家營子考察沙參。醫官據祁州藥鋪所獻“沙參圖經”，在書中記：“沙參，甘，微寒，主肺燥咳嗽，生于沃土，忌用于濕盛。”

此記載傳至牛家營子，帖木兒后人皆有不滿：“我地沙參能去濕痹，怎可說‘忌用于濕盛’？”當地老藥農更：“光緒年間，牛家營子鬧‘水臌病’（腹水），用北沙參配大腹皮（行氣利水），救了半個村子的人！”

時有名醫李時珍游至北方，聞此爭議，不盲從文獻，親往兩地考察。在祁州，見沙參生于黑土，根系淺而多須，嚼之黏膩帶甘；至牛家營子，見沙參長于沙礫，根系深而粗壯，嚼之清爽帶苦。他又走訪病家，見北沙參治寒濕痹證確有實效，遂在《本草綱目》中補注：“沙參南北異產，南者偏潤，北者偏燥，皆可入藥用，貴在辨證。”

這番“文獻與實踐互證”，恰如五運六氣之變——文獻如“常氣”，實踐如“變氣”，知常達變，方為醫道。牛家營子的老藥農，將李時珍驗證北沙參功效的故事刻在石碑上，與《喀喇沁旗志》的記載相映成趣。

第八回藥市興衰承古意，雙參共映日月長

清代康乾盛世，祁州藥市成“北方藥都”，《安國縣志》載“祁州藥市，沙參日售千擔，南北藥商云集”；牛家營子亦因北沙參聲名遠播，石碑“中國北沙參之鄉”被香火熏得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