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藏玉：神農識參記》（下卷）
下卷·參脈綿延
第五回本草立典傳千載經方初成治燥疴
東漢年間，《神農本草經》問世，開篇即載：“沙參，味苦，微寒。主血積，驚氣，除寒熱，補中，益肺氣。”寥寥數語，承神農之識，定沙參“補中益肺”之基。時任長沙太守張仲景，感于亂世疫疾頻發，尤以“燥邪傷肺”為甚，遂將沙參納入經方，創“沙參麥冬湯”雛形，救治無數病患。
一日，南陽有戶人家，三子皆患“秋燥”：長子干咳無痰，夜間咳甚；次子口干唇裂，飲水不解；幼子大便干結，如羊屎狀。張仲景診之，見三人舌紅少苔，脈細數，嘆曰：“秋屬金，燥氣當令，肺津被耗，累及大腸（肺與大腸相表里），此乃‘燥從上受，先傷肺津’也。”遂處以沙參五錢為君，配伍麥冬（潤肺）、玉竹（生津）、生地黃（滋陰），水煎服。三日之后，長子咳止，次子唇潤，幼子便通，全家叩首謝恩。
仲景在《金匱要略》中補注：“沙參得麥冬，則潤上焦；得地黃，則滋下焦，此‘金水相生’之理。”其弟子衛汛記錄此事于《顱囟經》，特別注明：“沙參入藥，當取秋收之根，去粗皮，蒸后曬干，其性更純，不傷脾胃。”——此為沙參炮制工藝的最早記載，暗含“蒸制減其寒性”的智慧，呼應神農“知其短而制之”的思想。
魏晉時期，陶弘景著《本草經集注》，增“沙參生河內川谷及冤句、般陽”（今河南、山東一帶），首次明確其道地產區，并記“形似人參而小，色白，故俗稱‘白參’，但力不及人參，然潤肺之功過之”，點出沙參與人參的異同：人參甘溫補氣，沙參甘涼滋陰，一溫一涼，一補一潤，恰合陰陽互補之理。
第六回南北分化辨品性方志初載道地情
唐代貞觀年間，藥學家蘇敬奉旨修《新修本草》，親赴各地考察藥材。至江南潤州（今江蘇鎮江），見當地沙參莖葉較北方粗壯，根呈圓錐形，斷面裂隙較淺，味甘而少苦；而河北河間的沙參，根細長，斷面裂隙深如蜂窩，苦味稍顯，清涼感更著。蘇敬嘆曰：“水土異則性殊，江南濕熱，沙參性偏平和；北方燥寒，沙參性偏清潤，此‘一方水土養一方藥’也。”
自此，沙參漸有“南沙參”“北沙參”之分：南沙參主產于長江流域，屬桔梗科，性較緩，兼能化痰；北沙參主產于黃河流域，屬傘形科，性較涼，專于潤燥。這種分化，被宋代《本草圖經》詳細記載：“沙參有二種，北地者根堅，南地者根柔，皆可入藥，視病之燥潤擇用。”
山東《河間府志》載，當地藥農遵循“春種秋收”之法：清明后（土氣升發）播種，幼苗期需遮陰防燥（仿流沙背陰之境），秋分后（金氣最盛）采挖，“以竹刀刮皮，曝于日下，夜露于庭，三曝三露，至根心透白”。每遇“庚子年”（大運屬金，司天為陽明燥金），沙參產量高、品質佳，藥農謂之“應天之氣而盛”，暗合五運六氣之理。
南宋紹興年間，臨安（今杭州）瘟疫流行，患者多表現為高熱后干咳、痰中帶血、口渴引飲（溫病后期，邪熱傷津）。名醫陳以“南沙參配玄參、丹皮”組方，清熱涼血與滋陰潤燥并舉，活人無數。其《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記：“溫病后期，余邪未凈，肺陰已傷，非沙參不能救其燥，非玄參不能清其熱，二藥相須，如金得水潤，火自平息。”
第七回金元醫家拓新境七情配伍顯精微
金元四大家崛起，對沙參的應用更趨精深。李東垣倡“脾胃為后天之本”，認為“肺燥多由脾虛不能生津上輸”，故用沙參時常配伍白術、山藥（健脾益氣），使“土能生金”，潤燥而不傷脾。其弟子羅天益曾治一老婦，久咳不止，伴食少腹脹，用南沙參三錢、白術五錢、炙甘草二錢，服十劑后，咳減食增，嘆曰：“沙參得白術，如泉得源，潤而不滯，此‘相使’之妙也。”
朱丹溪專擅滋陰，提出“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將北沙參用于陰虛火旺之證。有富家子縱欲過度，出現干咳、盜汗、遺精（肺腎陰虛），丹溪處以北沙參、知母、黃柏（滋陰降火），并囑“忌辛辣、遠房幃”。月余后，諸癥皆消。其《格致余論》記：“沙參補肺陰，知母清腎火，金水相滋，則虛火自降，此非獨治肺，乃肺腎同治也。”<b>><b>r>明代李時珍遍歷山川，在《本草綱目》中補全沙參圖譜，詳記南北沙參形態差異：“北沙參根如筆管，色白，味甘苦；南沙參根如胡蘿卜，色黃，味甘淡。”并收錄民間驗方：“治小兒口瘡（心脾積熱，上熏于口），取鮮沙參搗汁，調蜂蜜涂之，三日即愈。”——此用法源于“肺開竅于鼻，喉為肺之門戶”，借沙參清肺熱而潤黏膜，體現“上病下取”的巧思。
清代《本草從新》作者吳儀洛，結合臨床經驗，強調沙參“反藜蘆”（七情中的“相反”）：“沙參甘涼補陰，藜蘆苦寒催吐，二者相背，同用則傷肺氣，切記避之。”這一警示，源于民間醫案：有庸醫誤將沙參與藜蘆同用，導致患者嘔吐不止，氣陰大傷，后經“人參、麥冬”救補方得愈，此為“相反”之戒，至今仍載于藥典。
第八回古今同證藏真意參香永續潤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