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芎作為中醫臨床常用的活血行氣藥，其使用與炮制的歷史演變貫穿于中醫藥發展的全過程，從早期的名稱記載、功效認知，到炮制工藝的逐步規范，再到臨床應用的不斷拓展，形成了豐富的歷史脈絡。以下按歷史時期梳理其核心演變：

一、秦漢至魏晉南北朝：名稱確立與初步應用（炮制萌芽）

川芎古稱“芎藭”（xiongqiong），其名最早見于**《神農本草經》**（成書于漢代），被列為“中品”，記載其“主中風入腦頭痛，寒痹，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此時雖未明確區分“芎藭”的品種，但結合后世文獻考證，應為川芎的早期記載，其核心功效已指向“祛風止痛”“活血通經”，臨床主要用于頭痛、痹證及婦科血證。

這一時期的炮制方法極為簡單，以凈制為主：《神農本草經》提到“采無時”，采收后僅需去除雜質、洗凈，直接入藥（生用）。至魏晉南北朝，《雷公炮炙論》（我國第一部炮制專著）首次提及芎藭的炮制細節：“凡使，須用東流水洗凈，日干，然后用蜜水浸一宿，漉出，于日中曬乾用之”，雖未明確炮制目的，但已體現“潔凈藥物、便于儲存”的初步意識，蜜水浸可能為增強其“潤養”之性（后世未沿用此方法）。

二、隋唐時期：臨床應用擴展與炮制方法初興

唐代是中醫藥臨床實踐的繁榮期，川芎（芎藭）的應用范圍顯著擴大。孫思邈**《千金要方》**中記載含芎藭的方劑達百余種，除沿用其治頭痛、痹證外，進一步拓展至婦科（如調經、產后瘀阻）、外科（如跌打損傷）及內科（如胸痹、中風），并明確其“活血行氣”的核心作用（如“治婦人崩中漏下”“治胸脅痛”）。

炮制方面，唐代開始出現輔料炮制的嘗試：王燾《外臺秘要》記載“芎藭，酒漬”，利用酒的“活血通絡、引藥上行”之性，增強其治頭痛、通血脈的功效，這是后世“酒制川芎”的雛形。此時炮制仍以生用、酒漬為主，工藝較粗糙，目的多為“增效”或“便于制劑”。

三、宋代：炮制規范化起步與功效細分

宋代官方藥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的頒布，推動了藥物炮制的規范化。書中明確記載川芎的炮制方法：“凡使，先須微炙，令黃香為度”（即炒至微焦），并強調“若生用，則性辛散，多服令人走氣”，首次將炮制與藥效關聯——炒制可緩和其辛散之性，避免“耗氣”。

同時，宋代醫家對川芎的臨床應用進一步細分：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將其列為婦科要藥，用于“經閉腹痛”“產后惡露不盡”；《太平圣惠方》則用其配伍治療“偏頭痛”“中風半身不遂”，并出現“川芎茶調散”等經典方劑（沿用至今），體現“祛風止痛”與“活血行氣”的雙重應用。炮制上，除炒法外，開始出現“醋制”（《圣濟總錄》），利用醋的“入肝、收斂”之性，增強川芎“活血止血”的作用（如用于崩漏）。

四、金元時期：炮制理論深化與辨證應用

金元四大家的學術爭鳴推動了藥物炮制與臨床辨證的結合。李東垣（脾胃學派）在《用藥心法》中提出“川芎，上行頭目，下行血海，故清神及四物湯用之”，明確其“雙向作用”，并強調“生用則散，熟用則補”（此處“熟用”即指炮制后），將炮制與藥性趨向關聯。

朱丹溪（滋陰學派）則在《本草衍義補遺》中指出“川芎味辛，但能升散，而不能下守，血貴寧靜而不貴躁動，四物湯用之，以行血藥之滯耳”，提示生用川芎的辛散可能傷陰，故需通過炮制（如酒炒）“制其燥性”。這一時期，“酒制川芎”成為主流，認為酒可“引藥入血分”“緩其辛燥”，更適合血虛兼瘀證。

五、明清時期：炮制工藝定型與理論系統化

明清時期，川芎的炮制方法趨于定型，理論體系成熟。《本草綱目》（明代李時珍）總結前人經驗，記載川芎炮制方法：“凡用，以水洗凈，切片，日干用。或酒炒、醋炒、蜜炒、鹽炒”，并明確不同炮制的臨床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