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鏢師，在秦嶺遇了風寒，回來后關節腫得像饅頭，痛得直打滾。李郎中用蜀芎配獨活、牛膝，三劑就消了-->>腫。鏢師說：“喝藥時，覺得一股熱流在骨頭縫里鉆，像有東西在敲碎瘀塊。”李郎中解釋：“蜀芎的結節里藏著勁，能鉆透老瘀，撫芎就沒這股鉆勁。”

撫州的陳大夫，則常用撫芎治“外感頭痛”。有個書生冒雨趕路，頭痛得像要裂開，陳大夫取撫芎三錢，配荊芥、防風，煮水喝下，半個時辰就好了。“這撫芎直來直去，能把表邪直接散出去，”陳大夫說，“要是用蜀芎，勁兒太猛，反倒會引邪入里。”

有年瘟疫，兩地醫者交換藥方，發現蜀地用蜀芎配桃仁治“瘀熱證”，撫州用撫芎配紫蘇治“氣滯證”，效果都好。“這就像蜀地的辣子和撫州的豆豉，”李郎中笑道，“各有各的味，各治各的病，換不得。”那時的他們，雖說不清“栽培變種”的道理，卻從臨床中摸到了規律：團塊的蜀芎偏于“破”，直條的撫芎偏于“散”。

第四回典籍初載形態定名分

清代乾隆年間，錢塘（今杭州）有位叫趙學敏的學者，正在編撰《本草綱目拾遺》。他收集了天下的草藥標本，當蜀芎的團塊和撫芎的直根擺在案上時，一眼就看出了差別。

“蜀地芎藭，多結節，狀如拳，斷面紋亂；撫州芎藭，形修長，如指，斷面紋直。”趙學敏在案頭寫下這行字，又讓藥農描述兩者的生長：蜀芎在紅土中盤根，撫芎在黑壤中直生；蜀芎需兩年才能長成團塊，撫芎一年即可成直根。“此非產地之異，實乃種類之別，”他在《拾遺》中定論，“撫芎與川芎，形性殊，功效亦別，不可混為一談。”

消息傳到蜀地和撫州，秦團翁的后人秦冊翁，把《本草綱目拾遺》的記載抄在竹牌上，插在芎田邊：“咱蜀芎是‘結節團塊’，這是老祖宗定下的名分！”江直翁的后人江典兒，也在撫芎田立了塊木牌：“撫芎‘直條形’，載于《拾遺》，非他芎可比！”

藥農們更信自己的眼睛和手感了。蜀地藥農收芎時，必選“結節多、團塊硬”的；撫州藥農收芎時，必挑“條直、頭圓”的。有個外地藥商想把撫芎當蜀芎賣，被秦冊翁當場識破：“《拾遺》里寫得明明白白，你這直根的，咋變也成不了團塊的！”藥商悻悻而去，從此再不敢造假。

第五回農諺辨種實踐證其異

南北的藥農，把區分蜀芎和撫芎的法子，編成了農諺，一輩輩傳。

蜀地的諺：“三繞兩盤成個團，紅土里頭藏半年；結節多來油點密，破瘀還得靠這團。”說的是蜀芎的生長和功效——在紅土里盤繞生長，結節越多，油點越密，破瘀的力道越足。秦冊翁教徒弟辨蜀芎，總要讓他們攥著團塊使勁捏：“捏不動的才是好的，一捏就軟，定是沒長夠年份。”

撫州的諺：“一根直條入土來，黑泥里頭長飛快；頭圓尾尖紋路直，散氣還得靠這枝。”說的是撫芎的形態和特性——在黑土里直生，長得快，直條的形態更利于散氣。江典兒教兒子辨撫芎，總要量長度：“夠一尺長，沒彎沒叉，才是正經撫芎，短了、彎了，藥效都差。”

有個游方醫者，走遍南北，把兩地的農諺和《本草綱目拾遺》的記載對照，發現完全吻合：“農諺說的‘團塊’‘直條’，正是《拾遺》辨別的核心；農諺說的‘破瘀’‘散氣’，正是兩者功效的分野。”他在《南北藥考》里寫道：“百姓的眼睛，是最準的尺子；實踐的經驗，是最真的典籍。”

那年冬天，秦冊翁和江典兒在京城的藥市相遇，各自帶的芎標本被擺在一處。《本草綱目拾遺》的編撰者趙學敏正好路過，見兩人的標本與書中描述分毫不差，笑道：“你們的芎，就是活的《拾遺》啊！形態不同，功效有別，這才是草木的真性。”

冊翁和典兒相視一笑，忽然明白：不管是團塊的蜀芎，還是直條的撫芎，都在各自的土地上，活出了最好的樣子。那些寫在書里的“區分”，不過是把藥農們世代相傳的觀察，刻進了字里行間。而更深層的秘密——它們為何會有這樣的不同，還藏在泥土里，等著更久以后的人，用更精密的“眼睛”去發現。

（上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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