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江城已經有了幾分涼意，傍晚六點半，臨江路的“老江城菜館”里飄出陣陣藕湯的香氣。玻璃門被推開時，帶著水汽的涼風裹著香氣撲進來，我，鹿鳴攏了攏外套，加快腳步走進預定好的包廂。我提前十分鐘到了，剛坐下沒兩分鐘，服務員就端來一壺熱的菊花茶，玻璃壺身上凝著細密的水珠，氤氳的熱氣模糊了壺身印著的臘梅圖案。

我是江城某部屬211院校江城科技大學的資深科技管理人員，再過幾周就正式退休。選在這里聚餐，一是因為離我和侄子李斌、侄女鹿曉曉的學校都不算太遠，二是這菜館的包廂隔音極好――他們仨今天要聊的話題，算不上什么關彩事，卻是高校圈里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叔，來挺早啊。”包廂門被推開，李斌拎著一個黑色公文包走進來，額頭上帶著點薄汗，藏青色的襯衫后背洇出一小片濕痕。他一邊脫外套一邊坐下，把公文包往旁邊一放，拉鏈沒拉嚴，我瞥見里面露出來一疊厚厚的項目資料，“剛從開發區那邊趕過來，給一家汽車零部件廠做技術顧問，路上堵了四十分鐘，差點遲到。”

“又去給企業干活了？”我給他倒了杯菊花茶，琥珀色的茶湯在白瓷杯里晃了晃，“你這省屬二本的副教授，倒比我這個老教授還忙。”

“忙才有飯吃啊。”李斌喝了口茶，長長舒了口氣，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叔你是不知道，我們省屬二本的工資有多寒酸。這個月工資條剛發，扣除五險一金，到手六千八百多。我家小子剛上幼兒園，一個月托育費就要三千二，房貸八千，光這兩項就把工資全吃光了，還得靠我老婆的工資貼補。不搞點副業，日子真過不下去。”

他的話剛落音，包廂門又被推開，鹿曉曉抱著一個銀色筆記本電腦走進來，臉上帶著歉意：“大伯，斌哥，不好意思來晚了。剛在省圖書館結束一場文化沙龍，走得急，還把電腦帶來了，里面有明天要給學生講的復習資料。”

鹿曉曉是我的親侄女，在江城一所民辦高校教漢語文學，今年三十三歲，還在職讀博士。她坐下后，先把電腦放在桌角，接過我遞來的茶杯，指尖碰到溫熱的杯壁，舒服地瞇了瞇眼：“還是大伯這里舒服，沙龍剛結束，嗓子都快啞了。今天講的是江城地方文化，主辦方給了八百塊補貼，夠我加兩天餐了。”

服務員進來問是否可以點菜，我把菜單推給他們倆：“你們點，今天我請客。”李斌也不客氣，直接勾選了排骨藕湯、清蒸武昌魚、臘肉炒藜蒿幾道菜，都是江城的特色菜。鹿曉曉則加了一份清炒時蔬，說最近忙著準備博士論文，消化不太好。

等服務員帶上門離開，包廂里又安靜下來，只有空調出風口細微的送風聲。李斌率先打開了話匣子：“叔，你最近是不是又去做項目評審了？上次我聽我們學院的院長說，省里有個重大專項評審，你是專家組成員之一。”

“嗯，上上周去省城科技廳評審了兩天。”我點點頭，拿起桌上的瓜子嗑了一顆，瓜子殼脆響在安靜的包廂里格外清晰，“評審費一天一千二，管吃管住。不算多，但勝在輕松，就是坐著聽匯報、提意見打分就行。”

“這還不多啊？”鹿曉曉瞪大了眼睛，纖長的睫毛顫了顫，“我跑一次圖書館沙龍才八百，還得提前準備好幾天的講稿，現場還得應付各種提問。要是遇到難纏的聽眾，還得費口舌解釋半天，比上課都累。”

李斌笑了笑，拿起筷子敲了敲碗沿：“曉曉，你這是沒見過真正賺錢的副業。我去年跟一家企業合作了一個橫向項目，項目經費八十萬，我們團隊能拿到三十萬的勞務報酬，我作為主持人，分了十萬塊。這不比我一年的工資少。”

“那你這項目好拿嗎？”我問道。我雖然也搞副業，但大多是項目評審、給校內科研團隊站臺這種穩妥的活兒，橫向項目接觸得不多。

“不好拿啊。”李斌的臉色沉了下來，手指在茶杯沿上無意識地摩挲著，“為了拿這個項目，我前前后后跑了企業十幾趟，又是做技術方案，又是做可行性分析，光ppt就改了二十多版。而且還得跟其他學校的團隊競爭，最后還是靠我一個師兄的關系，才勉強拿下來的。”

他頓了頓，又說道：“而且橫向項目風險也大。去年有個同事，跟企業合作搞一個新產品研發，結果項目進行到一半，企業突然資金鏈斷裂，項目被迫中止。我那同事前期已經投入了不少精力和時間，最后一分錢沒拿到，還耽誤了自己的科研進度，年底考核差點沒通過。”

鹿曉曉嘆了口氣，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溫熱的茶水滋潤著干澀的喉嚨：“還是斌哥你有技術，能接橫向項目。我們泛文科的老師，想搞副業都沒什么好路子。我除了去圖書館客串沙龍主持，平時還得接一些額外的監考活兒，一場監考一百五十塊，從早上八點坐到下午五點，腿都坐麻了。有時候還會給學生做考研輔導，一個小時兩百塊，都是熟人介紹的，不敢公開宣傳。”

“你們民辦高校管得嚴嗎？”我問道。

“嚴倒不嚴，但也不允許公開搞副業。”鹿曉曉說，“學校的態度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要不影響正常教學，不被學生投訴，就沒人管你。但要是被舉報了，還是會被通報批評的。我上次給學生做考研輔導，都是在學校外面的咖啡館見面，生怕被同事撞見。”

這時，服務員端著一個砂鍋走進來，濃郁的藕湯香氣瞬間填滿了整個包廂。服務員給他們每人盛了一碗，乳白色的湯汁冒著熱氣，叮囑道：“小心燙。”

我喝了一口藕湯，溫熱的湯汁順著喉嚨滑下去，熨帖得胃里暖洋洋的。“其實我們211高校也差不多。”他放下湯碗，拿起餐巾紙擦了擦嘴角，“2016年國家就出文件說允許高校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但真要走流程，麻煩得很。審批表要一層一層簽字，從學院到學校，再到教育主管部門，沒有半年時間根本批不下來。所以大家都懶得走流程，都是私下里搞副業。”

“可不是嘛。”李斌喝了口湯，咂了咂嘴，“我們學校也是這樣。只要不踩紅線，不影響教學工作量，學校就默認你周末去折騰。但要是出了問題，比如學生投訴老師回復微信太慢，或者在外講課泄露了學校的未公開數據，立馬就會通報批評，甚至影響職稱評定。”

“我聽說有個老師，用實驗室的設備測了一組數據，晚上在家寫成報告賣給了企業，結果被人舉報了，成果歸屬問題扯了好幾年，最后職稱評定都耽誤了。”鹿曉曉說道，語氣里帶著幾分后怕，指尖微微蜷縮。

“這種事很常見。”我點點頭，“知識產權這一塊本來就容易出問題。我們搞科研的，有時候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數據是屬于個人的，哪些是屬于學校的。一旦被人抓住把柄，就麻煩了。”

接下來的時間里，他們一邊吃飯，一邊繼續聊副業的話題。李斌又跟他們講了他接橫向項目的各種辛酸：為了趕項目進度，連續一個月每天只睡四個小時，眼睛里全是紅血絲；為了滿足企業的要求，不斷修改技術方案，差點跟企業負責人吵起來；還有一次，因為項目經費的分配問題，跟團隊成員鬧了矛盾，好幾個月都沒說話。

鹿曉曉也說了她的煩惱：在職讀博士本來就很辛苦，還要抽時間搞副業，經常忙到半夜才能睡覺；有時候給學生做考研輔導，遇到基礎差的學生，講了好幾遍都聽不懂，心里特別著急；還有一次，在圖書館主持沙龍，遇到一個質疑她專業能力的聽眾，當場跟她爭論起來，讓她特別尷尬，回到家哭了半宿。

“其實我搞副業也不容易。”我放下筷子，說道，“雖然項目評審、站臺這些活兒看起來輕松，但也有不少規矩。比如評審的時候，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要客觀公正地提出意見；站臺的時候，不能說夸大其詞的話，要對自己說的每一句話負責。而且有時候還會遇到一些麻煩事，比如有一次，我給一個校內科研團隊站臺，結果這個團隊的項目出了問題，我還被牽連進去，跟學校解釋了好半天。”

“大伯，你們211高校的工資不是挺高的嗎？怎么還需要搞副業啊？”鹿曉曉好奇地問道。

“工資高是相對的，要看跟誰比。”我笑了笑，說道，“我作為教授，加上各種補貼，一年到手大概二十萬多萬，在江城雖然不算低，但也不算高。而且我們學校里，真正工資高的是那些有重大科研項目、有各種資源的中老年教師。他們除了基本工資，還有項目經費提成、成果轉化收益等各種額外收入，一年下來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都很常見。”

“是啊，我們學校也是這樣。”李斌附和道，“那些有職稱、有資源的老師，根本不用愁錢。而我們這些年輕教師，尤其是基礎課教師和泛文科教師，工資低，科研項目難拿，不搞副業根本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

“我聽說有些老師搞副業賺了不少錢。”鹿曉曉說道，“我們學校有個教經濟學的老師，開了一個考研輔導機構，一年能賺上百萬。還有個教計算機的老師，給企業做軟件開發，一年也能賺幾十萬。但我總覺得那些離自己太遠了，我們泛文科的，能找到的副業都賺不了大錢。”

“確實有這樣的人，但畢竟是少數。”我說道，“大多數老師搞副業，也就是為了補貼家用，賺點零花錢。而且搞副業也會影響自己的主業。我認識一個年輕老師，為了搞副業，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副業上，結果教學質量下降，學生投訴不斷，最后被學校警告了。還有一個老師，因為搞副業耽誤了科研進度，連續好幾年都沒評上職稱，最后只能跳槽去了一家民辦高校。”

“這也是我最擔心的問題。”李斌皺著眉頭說道，“我現在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橫向項目上，自己的科研論文都沒時間寫。明年就是考核期了，我還有兩篇sci論文沒發，要是發不出來，副教授的職稱可能就保不住了。有時候我真的很矛盾，到底是該專心搞科研，還是該繼續搞副業賺錢。”

“我也有同樣的煩惱。”鹿曉曉說道，“我既要忙著上課、搞科研、寫博士論文，還要抽時間搞副業。有時候真的覺得身心俱疲，想放棄搞副業，但一想到每個月的房貸、生活費，還有讀博士的學費，就又不得不堅持下去。”

包廂里的氣氛變得有些沉重，剛才還氤氳著的藕湯香氣似乎也淡了幾分。服務員進來添茶，看到他們都沒怎么動筷子，疑惑地看了一眼，然后默默退了出去。

過了一會兒，我打破了沉默：“其實最近有個好消息，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重視成果轉化了。比如有些學校規定，專利轉讓額的70%歸團隊所有，校外兼職經歷可以折算成社會服務工作量。還有安徽、湖南、深圳等地，給企業發補貼，專門聘請高校教師去當‘周末工程師’，讓老師光明正大地把論文寫在車間里。”

“這個我也聽說了。”李斌的眼睛亮了起來，原本皺著的眉頭舒展了些，“要是以后搞副業能合法化、規范化，那就好了。我們也不用再偷偷摸摸地搞副業，不用擔心被學校處分，也不用擔心影響自己的主業。”

“是啊，要是能這樣就好了。”鹿曉曉也說道，“我真希望有一天，我們高校教師不用再為了生活而被迫搞副業，能夠專心致志地投入到教學和科研中去。”

“會有這一天的。”我說道，“隨著國家對高等教育的重視，高校教師的待遇肯定會不斷提高，相關的政策也會越來越完善。到時候，我們就不用再靠搞副業來補貼家用了。”

他們又聊了一會兒，話題從副業轉向了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李斌說他最近正在申請一個省級科研項目，希望能順利獲批；鹿曉曉說她的博士論文已經完成了初稿，正在修改中，希望能盡快答辯；我則說最近正在指導幾個研究生做科研項目，希望他們能做出一些有價值的成果。

晚上九點多，聚餐結束了。他們走出菜館，外面的風有些大，吹得人瑟瑟發抖。李斌要去開發區那邊取一份項目資料，鹿曉曉要回學校準備明天的課，我則直接回家。在路口告別時，李斌突然說道：“叔，曉曉，以后我們要是在搞副業的時候遇到什么問題，一定要互相幫忙。”

“好啊。”鹿曉曉點點頭，“我們是一家人，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