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斷續續地，結合后來調取的零星記錄和民政那邊的核實，李剛拼湊出了事情的原委。

巖溫是最早一批來到特區討生活的難民之一。那時特區剛剛草創，百廢待興，急需勞力。巖溫沒有什么特殊技能，但肯吃苦，有力氣，從最基礎的挖土方、搬磚頭做起，什么臟活累活都干。他為人老實，甚至有些木訥，不偷奸耍滑，也從不參與工友間的賭博或爭斗。唯一的念想，就是攢夠“貢獻”，拿到那張象征身份和歸屬的“特區居民身份證”。有了它，他才能把留在老家的妻子和一對兒女接過來，才能租住更穩定的房子，孩子才有機會上特區辦的學校，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他獨自在特區賣命，家人還在動蕩的邊境地區掙扎。

七年來，他輾轉于各個工地，像一頭不知疲倦的老黃牛。他的“貢獻”，體現在一次次超額完成土方任務后工頭含糊的夸獎里，體現在幾次搶險救災后被偶爾記上一筆的“好人好事”里，也體現在他微薄工資中硬擠出來、托人帶回老家的一點生活費所象征的“穩定負擔能力”上。這些零碎的、不成體系的“貢獻”，在舊有的、模糊的規則下，被當時他所在片區的頭人口頭認可過，認為他“有資格申請”。巖溫就靠著這句口頭認可，省吃儉用，一點點攢著申請身份證需要繳納的費用，并且無數次憧憬著家人團聚的那一天。

然而，就在半個月前，當他終于湊齊了費用，滿懷希望地按照最新貼出的“身份證申請資格參考說明（試行）”，去他現在所屬片區（坎拉管轄的邊緣地帶）的臨時受理點遞交材料時，卻遭到了當頭一棒。負責初審的年輕辦事員，嚴格按照那份尚在完善中的“參考說明”逐條核對，發現巖溫無法提供“連續三年在同一雇主或同一行業穩定工作的明確合同或記錄”，也無法提供“掌握一項特區所需技能的有效證明”，甚至連“無犯罪記錄證明”都因為早年輾轉多地、原籍早已無法查證而難以獲取。盡管巖溫反復訴說過去七年的艱辛和那位早已調走的前頭人的口頭承諾，辦事員也只能無奈地搖頭，表示“不符合現行參考標準，無法受理”。

巖溫懵了。他不懂什么“參考標準”，什么“試行”。他只記得那句等了七年的口頭承諾，記得自己流過的汗、受過的傷、攢下的每一個銅板。他覺得天塌了。他找過現在片區的坎拉頭人，坎拉聽了情況，皺了皺眉，先是敷衍說“按特區新規矩辦”，后來被巖溫糾纏得煩了，又改口說“以前的口頭話哪能作數？現在講究白紙黑字”。巖溫又去找民政負責試點的那位阿伯，阿伯同情他，但翻看著那份粗糙的“參考說明”和寥寥無幾的試點記錄，也只能嘆氣：“后生仔，規矩剛立起來，總要有個樣子……你這種情況，確實有點難辦，要不等下次細則出來再看看？”

絕望之下，巖溫想起了那位傳說中“能給底層人做主”的關老板。他曾遠遠見過關翡的車隊，聽過工地上關于關老板如何“仗義”、“有本事”的傳說。于是，這個沉默寡了一輩子的漢子，鼓起畢生最大的勇氣，冒雨找上了門。

李剛聽完，心情復雜。他理解巖溫的絕望，也清楚關翡正在全力推動的新規，其初衷正是為了建立一個更清晰、更公平的準入門檻，杜絕以往那種全憑頭人一句話、隨意性極大且容易滋生腐敗的舊模式。巖溫的遭遇，恰恰是轉型期陣痛的典型體現，舊規則下的“期望”與新規則下的“現實”發生了劇烈碰撞，而夾在中間的，往往是最無力也最無辜的個體。

“這件事，我需要向關總匯報。”李剛沒有給巖溫任何承諾，只是嚴肅地說，“但你要明白，特區正在立新規矩，為的是長遠和大多數人好。你的情況很特殊，我們會認真研究。你先回去等消息，不要再到處找人，更不要有過激舉動。相信關總會給你一個公道。”

巖溫渾濁的眼睛里燃起一絲微弱的希望，他笨拙地鞠躬，連連道謝，然后拖著沉重的步伐，消失在雨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