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諾猶太教堂靠近梅耶家族私宅的林蔭道上,格蕾絲?維克多?沙遜和一個老太太連袂走在一塊。
老太太是莫澤爾?尼西姆,馬納塞?梅耶的女兒,現年六十八歲,自1930年馬納塞?梅耶去世,她成了新加坡猶太社區的實際領袖。
行至一棵樹下,莫澤爾駐足說道:“格蕾絲,你和亞當的婚禮準備在哪里舉行?”
格蕾絲取下背在肩上的咖啡壺,倒了一杯咖啡給莫澤爾,“科恩家族決定在圣城舉行婚禮。”
莫澤爾輕笑道:“以色列這個小家伙改變了科恩家族的傳統,不再延續以色列這個名字,給自己孩子取名耶路撒冷,又叫孫子亞當,讓你有了不少忌諱。”
“這沒有什么,只是語上注意一點。”格蕾絲云淡風輕道:“莫澤爾,我想加入新加坡猶太婦女聯盟,給新加坡貧困同胞一點幫助。”
莫澤爾握住格蕾絲的手,說道:“你能加入,我十分歡迎,格蕾絲,我的年紀大了,以后聯盟的事你多操心。”
新加坡猶太婦女聯盟由莫澤爾建立,是一個純粹的慈善組織,旨在為新加坡猶太窮人提供切實的幫助,初始由馬納塞?梅耶提供絕大部分資金,主要活動在猶太社區,后期莫澤爾經常被要求幫助解決新加坡更廣泛的社區需求,而她也樂于響應。
馬納塞?梅耶去世后,聯盟大半的資金來源改為成員“帶資進盟”,格蕾絲加入聯盟,不僅要干活,還要不斷投入資金。
“我會的。”
格蕾絲給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輕菀豢冢短髖匪祭衤方志啊
這一眺,她看見了正在上坡的冼耀文。
躲在一棵樹上的范文芳(謝景琛)同樣看見了,她明白自己盯梢莫澤爾的任務到了該結束的時候,輕巧地從樹上滑落地面,轉瞬間消失不見。
冼耀文走到一棵樹前駐足,看樹上刻著的一行德文,直譯成中文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艾爾莎?愛因斯坦到此一游”。
1922年,愛因斯坦攜表叔與大姨的女兒、第二任夫人艾爾莎,前往東京進行巡回演講的途中轉道新加坡,執行一項“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交代的任務――敦促新加坡猶太社區最富有的成員向耶路撒冷新建的希伯來大學捐款。
籌款會議由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彼時的主席哈伊姆?魏茨曼預先安排,他給馬納塞?梅耶發了電報,要求社區領袖安排招待會。
莫澤爾身為“最迷人、最能干的女主人”,在梅耶家族的豪宅安排了一場300人的招待會,豪宅里滿是各式茶點,同時還有室內管弦樂隊的表演。
新加坡猶太人普遍對愛因斯坦夫婦十分敬畏并尊重,積極響應愛因斯坦的籌款請求。
冼耀文覺得老頭子有一方面挺猶太人,尊重科學,也尊重科學家,見到有真本事的科學家,即使癱瘓也會站起來給對方敬杯酒。家族豢養了不少科學家,待遇和老頭子自己看齊。
老頭子對待科學和科學家的態度,全部遺傳給了他,他對科學家也是極為尊重,包括愛因斯坦,等愛因斯坦掛了,他會參與“大腦切片爭奪戰”,多爭取幾塊愛因斯坦大腦的切片。
看過狗皮膏藥,冼耀文接著往上走,一抬眼看見了圣諾猶太教堂,也看見了梅耶家族的豪宅,新加坡猶太人的圣地之一,新加坡猶太復國主義協會的會議地點所在。
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只有一個,猶太復國主義協會卻是到處都是。早些年,沙遜家族在上海主導成立了上海猶太復國主義協會,并創辦了猶太復國主義報紙《以色列信使報》。
1920年7月,英國獲得巴勒斯坦的托管統治權后,馬納塞?梅耶開始對猶太復國主義感興趣,遂建立了新加坡猶太復國主義協會,他擔任主席一職。
不管是上海的猶太復國主義協會,還是新加坡的,都是代表了巴格達猶太人對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態度,而巴格達猶太人離開巴格達之后,絕大多數轉移到印度的孟買和加爾各答,然后開枝散葉,前往香港、新加坡、上海英租界、英國。
無一例外,都屬于英國的勢力范圍,巴格達猶太人和英國的糾葛很深,一如沙遜家族,家族利益與英國國家利益深深捆綁在一起,他們是妥妥地親英派。
1930年之前,新加坡猶太復國主義協會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不斷向猶太基金會捐款,以及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世俗學校和塔木德托拉學校。
1930年,英國對巴勒斯坦政策的逆轉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造成了嚴重的分歧,動搖了富裕的新加坡猶太人和英聯邦其他親英派上層猶太人的想法。
此外,1930年《帕斯菲爾德白皮書》的發表恰逢馬納塞?梅耶去世,這進一步削弱了協會內部的凝聚力,也動搖了猶太社區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進一步承諾與發展。
1930年后,新加坡猶太復國主義協會如同上海猶太復國主義協會一般放慢了籌資步伐,對復國主義曖昧起來,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接著的一段時間,新加坡的復國主義變得低調,乃至銷聲匿跡,上海那邊卻是出現了大量由俄羅斯和東歐猶太人建立的修正主義猶太復國主義組織。
這些組織的成員絕大多數來自冰天雪地,對圣地耶路撒冷并沒有那么向往,一部分人的目標是建立以色列,而另一部分人只想有一塊安全的棲息之地,東北那嘎達或彩云之南都是可以的;
于是,有一些東歐猶太人被安江仙弘等人設計的河豚計劃所吸引,也有一些與孫科眉來眼去,因為孫科于1939年2月提出一項議案,建議在云南劃定猶太人聚居區域,安置窮無可歸的歐洲難民。
兩項方案都傳到了瑞士日內瓦的世界猶太人大會,直接被否決,全世界推崇復國主義的猶太人九成九的目標是回歸耶路撒冷,其他地方不予考慮。
并且,自從二戰爆發,猶太人中聲音最響亮的存在從歐洲猶太人轉變為美洲猶太人,直接點說是美國猶太人,親美派。
一方想建立以色列,一方想在中東趕走英國這根攪屎棍,換一根與自己利益一致的攪屎棍,雙方一拍即合,猶太人惦記了數千年的復國就這么搞成了。
巴格達猶太人一瞅,直接來了句“whatfuck”,娘希匹,沒想到啊,真沒想到啊,老子怎能想到建國革命真能勝利,老子這不成小丑了嗎?
前期投資了這么多,分享勝利果實的時候不能沒老子的份啊,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既然知道錯了,那就補救吧,這就有了沙遜家族和科恩家族的聯姻。
科恩家族現任族長是以色列?科恩,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秘書長,多年來為復國主義奔走,以色列能建國成功,他的功勞不小,在以色列的權力體系里,一定會有科恩家族一席之地。
一顆紅心往往需要幾手準備,三十年代,新加坡巴格達猶太人與上海的許多巴格達猶太人一樣,覺得必須將對英國的忠誠置于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之上。
大衛?馬歇爾曾在自創的《以色列之光》上公開譴責從巴勒斯坦來新加坡的一位狂熱猶太復國主義使者的行為,原因是該使者指責島上的猶太家庭沒有響應他挨家挨戶籌款的呼吁。
二戰期間,新加坡的猶太人精英階層紛紛通過參軍入伍以向英國表示效忠,在小鬼子入侵迫在眉睫時,大衛?馬歇爾加入了新加坡志愿軍,這是英國殖民政府為保衛新加坡而組建的輔助性民兵組織。
t.a.d.沙遜是《以色列之光》的編輯,也是沙遜家族在新加坡的后代,戰爭爆發時他位于倫敦,并隨之加入了皇家空軍。
他們對英國的忠誠卻讓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昭南時期,馬歇爾和其他留在新加坡的猶太人作為敵國國民被關押在勞改營,飽受營養不良、痢疾和瘧疾之苦。
一些年輕人則被分配至泰國至緬甸的死亡鐵路上工作,大衛?馬歇爾被派往北海道,在一個煤礦工作。
戰后,面對去殖民化浪潮席卷,新加坡巴格達猶太人又多了一手準備,就是等待、爭取新加坡獨立自治之可能,并在自治后掌握絕對或一定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