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酷烈，歷來是暴秦說的又一基本論據。
這一立論主要有五則論據：其一，秦法繁細，法律條目太多；其二，秦法刑種多，比古代大為增加；其三，秦法刑罰過重，酷刑過多；其四，秦時代罪犯多得驚人；其五，秦法專任酷吏，殘苛百姓。舉凡歷代指控秦法，無論語詞如何翻新，論據無出這五種之外。認真分析，這五則論據每則都很難成立，有的則反證了秦法的進步。譬如，將“凡事皆有法式”的體系性立法看做缺陷，主張法律簡單化，本身就是“蓬間雀”式的指責。
首先，所有指控都有一個先天缺陷：說者皆無事實指正（引用秦法條文或判例）或基本的數字論證，而只有盡情的大而無當的怨毒咒罵。羅列代表性論證，情形大體是：第一論據，西漢晁錯謂之“法令煩僭”，并未明秦法法條究竟幾多，亦未明究竟如何煩亂慘痛，而只是宣泄自己的厭惡心緒。第二第三論據，除《漢書·刑法志》稍有列舉云：“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叁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外，其余盡是“貪狼為俗”、“刑罰暴酷，輕絕人命”之類的宣泄式指控。第四則論據更多渲染，“囹圄成市，赭衣塞路”，“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栗”，“斷獄歲以千萬數”，“刑者甚眾，死者相望”，等等等等。依據此等夸張描繪，秦時罪犯簡直比常人還要多，可能么？第五則論據也盡是此等辭，“獄官主斷，生殺自恣”，“殺民多者為忠，厲民悉者為能”，“賊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等等等等。
這一先天缺陷所以成為通病，是中國史學風氣使然么？
當然不是。中國記史之風，并非自古大而無當，不重具體。《史記》已經是能具體者盡具體了，不具體者則是無法具體，或作者不愿具體也。到了《漢書》，需要具體了，也可以具體了，便對每次作戰的傷亡與斬首俘獲數字，都記錄詳盡到了個位數，對制度的記述更為詳盡了。也就是說，對秦法的籠統指控，不能以“古人用語簡約，習慣使然”之類的說辭搪塞。就事實而論，西漢作為剛剛過來人，縱然帝國典籍庫焚毀，然有蕭何第一次進咸陽的典籍搜求，又有帝國統計官張蒼為西漢初期丞相，對秦法能無一留存么？更重要的現實是：秦在中央與郡縣，均設有職司！法典保存與法律答問的“法官”，西漢官府學人豈能對秦法一無所見？秦末戰亂能將每個郡縣的法律原典都燒毀了？只要稍具客觀性，開列秦法條文以具體分析論證，對西漢官員學人全然不是難事。其所以不能，其所以只有指斥而沒有論證，基于前述之種種歷史背景，我們完全有理由認定：這種一味指控秦法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種政治需要，而不是客觀論證。
唯其如此，這種宣泄式指控不足以作為歷史依據。
要廓清秦法之歷史真相，我們必須明確幾個基本點。
其一，秉持文明史意識，認知秦法的歷史進步性質。
秦國法治及秦帝國法治，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自覺的古典法治時代，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秦之前，中國是禮治時代。秦之后，中國是人治時代。只有商鞅變法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國走進了相對完整的古典法治社會。這是中國民族在原生文明乃至整個古典文明時代最大的驕傲，最大的文明創造。無論從哪個意義上審視，秦法在自然經濟時代都具有歷史進步的性質，其總體的文明價值是沒有理由否定的。以當代法治之發達，比照帝國法治之缺陷，從而漠視甚或徹底否定帝國法治，這是摒棄歷史的相對性而走向極端化的歷史虛無。依此等理念，歷史上將永遠沒有進步的東西值得肯定，無論何時，我們的身后都永遠是一片荒漠。
基于上述基本的文明史意識，我們對秦法的審視應該整體化，應該歷史化地分析，不能效法曾經有過的割裂手法——僅僅以刑法或刑罰去認知論定秦法，而應該將秦法看做一個完整的體系，從其對整個社會生活規范的深度、廣度去全面認定。即或對于刑法與刑罰，也當以特定歷史條件為前提分析，不能武斷地以秦法有多少種酷刑去孤立地評判。若沒有整體性的文明歷史意識，連同秦法在內的任何歷史問題，都不可能獲得接近于歷史真相的評判。
其二，認知秦法的戰時法治特質，以此為分析秦法之根本出發點。
秦法基于戰國社會的“求變圖存”精神而生，是典型的戰時法治，而不是常態法治。此后一百多年，正是戰國大爭愈演愈烈的戰爭頻仍時代，商鞅變法所確立的法典與法治原則，也一直沒有重大變化。也就是說，從秦法確立到秦統一六國，秦法一直以戰時法治的狀態存在。作為久經錘煉且行之有效的一種戰時法治體系，秦法自然不會無緣無故地改弦更張。法貴穩定，這是整個人類法治史的基本經驗。一種戰時法治能穩定持續百余年之久，這意味著這種戰時法治的成熟而有效。帝國建立而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又因為大規模文明建設所需要的社會動員力度，因為鎮壓復辟所需要的社會震懾力度，也因為尚無充裕的社會安定而進行歷史反思的條件，帝國在短促而劇烈的文明整合中，幾乎沒有機會去修改秦法，使戰時法治轉化為常態法治。是故，直到秦始皇突然死去，秦法一直處于戰時法治狀態，一直沒有來得及大規模地修訂法律。
從文明史的意義上說，秦帝國沒有機會完成由戰時法治到常態法治的轉化，是整個中國民族在原生文明時代巨大的歷史缺憾。而作為高端文明時代應該具有的文明視野，對這一法治時代的審視，則當準確地把握這一歷史特質，全面開掘秦法的歷史內涵，而不能以當代常態法治的標準去指控古典戰時法治的缺憾，從而抹煞其歷史進步性。果真如此，我們的文明視野，自將超越兩千余年“無條件指控”的堅冰誤區。
其三，認知作為戰時法治的秦法的基本特征。
戰時法治，從古到今都有著幾個基本特征。即或到了當今時代，戰時法治依然具有如此基本特征。戰時法治的超越時代的基本特征，是五個方面：一則，注重激發社會效能；二則，注重維護社會穩定性；三則，注重社會群體的凝聚力；四則，注重令行禁止的執法力度；五則，注重發掘社會創造的潛力。
就體現戰時法治的五大效能而，帝國法治的創造性無與倫比。第一效能，秦法創立了“獎勵耕戰”的激賞軍功法，使軍功爵位不再僅僅是貴族的特權，而成為人人可以爭取的實際社會身份；第二效能，秦法確立了重刑原則，著力加大對犯罪的懲罰，并嚴防犯罪率上升；第三效能，秦法創立了連坐相保法，著力使整個社會通過家族部族的責任聯結，形成一個榮辱與共利害相連的堅實群體；第四效能，秦法確立了司法權威，極大加強了執法力度，不使法律流于虛設；第五效能，秦法確立了移風易俗開拓稅源的法令體系，使國家的財力戰力在可以不依靠戰爭掠奪的情況下，不斷獲得自身增長。
凡此創造，無一不體現出遠大的立法預見性與深刻的行法洞察力。
這一整套法律制度，堪稱完整的戰時法治體系。戰時法治體系與常態法治體系的相同處，在于都包括了人類法律所必需的基本內容。其不同處，則在于戰時法治更強調秩序效能的迅速實現，更強調對人的積極性的激發。是故，重賞與重罰成為戰時法治的永恒特征。秦法如此，后世亦如此，包括當代法治最為發達的國家也如此。從此出發審視秦法，我們對諸如連坐法等最為后世詬病的秦法，自然會有一種歷史性的理解。連坐相保法，在中國一直斷斷續續延伸到近現代才告消失，期間意味何在？何以歷代盡皆斥責秦法，而又對秦法最為“殘苛”的連坐制度繼承不悖，這便是“外王而內法”么？這種公然以秦法為犧牲而悄悄獨享其效能的歷史虛偽，值得今天的我們肯定么？
其四，秦法的社會平衡性，使其實現了古典時代高度的公平與正義原則。
從總體上說，秦法的五大創造保持了出色的社會平衡：激賞與重刑平衡，尊嚴與懲罰平衡，立法深度與司法力度平衡，改進現狀與發掘潛力平衡，族群利益與個體責任平衡，國家榮譽與個體奮發平衡。法治平衡的本質，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正因為秦法具有高度的社會平衡性，所以才成為樂于為秦人接受的良性法治，才成為具有高度凝聚力與激發力的法制體系。
在一個犯罪成本極高，而立功效益極大的社會中，人們沒有理由因為對犯罪的嚴厲懲罰，而對整個法治不滿。否則，無以解釋秦國秦人何以能在一百余年中持續奮發，并穩定強大的歷史事實。荀子云：“秦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數者何？不是法治公平正義之力么？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甚或在整個人類的文明史上，幾曾有過以罪犯成軍平亂的歷史事實？可是在秦末，卻發生了在七十萬刑徒中遴選數十萬人為基本構成，再加官府奴隸的子弟，從而建成了一支精銳大軍的特異事件。且后來的事實是：章邯這數十萬刑徒軍戰力非凡，幾乎與秦軍主力相差無幾，以致被項羽集團視為純正的秦軍，而在投降后殘酷坑殺了二十萬人。
這一歷史事實，說明了一個法治基本現象：只有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法律，才能使被懲罰者的對立心態消除。在一個法治公平——立法與司法的均衡公平——的社會里，罪犯并不必然因為自己身受重刑而仇恨法治，只有在這樣的法治下，他們可以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拿起武器，維護這個重重懲罰了他們的國家。
另一個基本事實是：秦國與秦帝國時代，身受刑罰的罪犯確實相對較多，即或將“囹圄成市，赭衣塞路”、“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這樣的描繪縮水理解，罪犯數量肯定也比后世多，占人口比例也比后世大。然則，只要具體分析，就會看出其中蘊含的特異現象。
其一，秦之罪犯雖多，監獄卻少。大多罪犯事實上都在松散的監管狀態下從事勞役，否則不能“赭衣塞路”。說監管松散，是因為當時包括關中在內的整個大中原地區并無重兵，不可能以軍隊監管刑徒，而只能以執法吏卒進行職能性監管，其力度必然減弱。從另一方面說，秦始皇時期敢于全力以赴地屯戍開發邊陲，敢于將主力大軍悉數駐扎陰山、嶺南兩大邊地，而對整個腹心地域只以正常官署治理，如果法制狀況不好且罪犯威脅極大，如果對法治沒有深厚的自信，敢如此么？直到秦二世初期大作始皇陵、阿房宮，關中依然沒有大軍。后來新征發的五萬“材士”駐屯關中，也沒有用于監管罪犯。凡此等等，意味何在，不值得深思么？
其二，秦之罪犯極少發生暴動逃亡事件。史料所載，只有秦始皇末期驪山刑徒的一次黥布暴動。相比于同時代的山東六國與后世任何政權，以及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這種百余年僅僅一例的比率是極低的。這一歷史現象說明：秦帝國時代，罪犯并不構成社會的重大威脅力量，甚或不構成潛在的威脅力量，反而成為了一支擔負巨大工程的特殊勞動力群體，最后甚或成為了一支平亂大軍。若是一個法治顯失公平的社會，不會如此自信地使用罪犯力量，罪犯群體也不會如此聽命于這一政權。當陳勝的“數十萬”周文大軍攻入關中之時，關中已經無兵可用，其時若罪犯暴動，則秦帝國的根基地帶立即便會轟然倒塌，陳勝農民軍便將直接推翻秦帝國。而當時的事實卻恰恰相反，七十余萬罪犯非但沒有借機逃亡暴動或投向農民軍，反而接受了官府整編，變成了一支至少超過二十萬人的平亂大軍。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假若罪犯不是自愿的，帝國官府敢于將數十萬曾經被自己懲治的罪犯武裝到牙齒么？
而如果是自愿的，這一現象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