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秦帝國為“暴秦”，基本論據之一是徭役賦稅指控。
及至當代，即或是對秦文明功績整體肯定的史家，對秦政的經濟“暴虐”也是明確指斥并多方論證的。歷史上幾乎所有指控“暴秦”的論——包括被西漢時期拋棄了的秦末歷史謊都被當代史學家一一翻了出來，悉數作為指控依據。其中最基礎的根基之一，便是對秦帝國的以徭役賦稅為軸心的經濟政策的指控。
賦稅徭役之作為問題提出，乃西漢董仲舒發端。在中國歷史上，董仲舒第一個以數量表述的方式，認定了秦帝國的賦稅率與徭役征發率，遂成為日后所有“暴秦”論者的最重要依據。在我所能見到的無數典籍資料中，都是原文引用董仲舒，而后立即認定秦為“暴秦”，缺乏任何中間分析。也就是說，將董仲舒之說當做真理式史料給予信奉。這種武斷方式，幾乎成為涉秦論說的一種“八股”。依據當代經濟理念分析董仲舒之說，而后給予評判者，未嘗見之也。
董仲舒的數量表述，主要是三組對比數字。第一組：古代為什一稅，秦時傭耕豪田為什五稅；第二組，秦人口賦與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第二組，古代徭役一年三日，秦之“力役”則三十倍于古。我們且以當代經濟理念結合歷史事實分析董仲舒說，而后評判其能否立足。
第一則，先說最重要的田稅率。
什一稅，是說田稅率為十分之一。這一稅率，是夏商周三代較為普遍的貢賦制背景下對民眾的稅率。諸侯及附屬國對天子的“貢”，不是稅，自然也不涉及稅率。自春秋時期開始，什一稅事實上已經被大大突破了。突破的根本原因，不是普遍的暴政，而是生產力的發展與稅源的拓寬，是社會經濟大發展的合理結果。及至戰國時期，由于鐵制農具使用，可耕地的大量開墾，農作物產量大幅提高，生產力與整個社會經濟水平都有了極大發展。此時，稅率的大幅提高已經成為各大戰國的普遍事實，絕非秦國一家。
據《中國賦稅史》、《中國財政史》、《中國民政史》等綜合研究統計：戰國初期之魏國，百畝土地的正常年產量是一百五十石，豐年產量是三百石到六百石；折合畝產，則是每畝產量一石半至六石。《管子》則云：“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管子所云，當為春秋時期的齊國。也就是說，當時齊國的最高畝產可以達到每畝十石。以吳承洛先生之《中國度量衡史》，戰國之“石”與“斛”接近，大體一百二十斤，每斤約合當代市斤六兩到八兩之間。依此大體推算，當時的畝產量最高可達當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之間！這一生產力水平，在整個自然經濟時代，一直沒有實質性突破。同樣依據上述三史，秦帝國時期中國墾田大體已達到八百二十七萬頃。由于人口的不確定，我們不能確知當時的人均耕地數字。但是，每人占有耕地至少在數十畝至百畝之間無疑，大大超出今日數量。如此歷史條件下，戰國與秦帝國時期的經濟總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夏商周三代，其稅率的提高無疑是必然的。
然則，秦帝國時代的田稅率究竟有多高，沒有帝國原典史料可查。董仲舒的數字，也沒有明確指認自己的史料依據。董列出的田稅率是“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依據當代經濟理念分析，董仲舒的這個數字不是國家“稅率”，而是傭耕戶的地租率。其實際所指，是如陳勝那般“耕豪民之田”的傭耕者，向豪民地主交出一半的收成。董仲舒顯然不懂經濟，將地租率硬說成國家稅率，使秦帝國時代的田稅率猛然提升到十分之五的大比例。有意還是無意，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后世將這一典型外行的指控當成了歷史事實，當成了真理性質的史料依據。
就歷史事實而論，交租之后的經濟邏輯是：國家以地畝數量征收田稅，只向地主征收，不針對傭耕者征稅。之所以不針對傭耕者，有兩個原因：其一，傭耕者耕的是地主的土地，傭耕者不是地主；其二，傭耕者是流動的，若以傭耕者為基數征稅，固然可以避免歷代都大為頭疼的“漏田”現象，然在事實上卻極難操作。所以，傭耕者向地主繳租，國家再從地主之手以登記核定的田數征稅，是從戰國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兩千余年的田稅法則。唯其如此，此后的經濟邏輯很清楚：傭耕者的一半產量中，必然包括了地主應該繳納的田稅。而地主不可能將糧食全部交稅，而沒有了自家的存儲。是故，秦帝國的田稅只能比“什五稅”低，而不可能高。最大的可能是，國家與地主平分，也征收地主田租的一半為田稅。如此，則田稅率為十分之二點五。即或再高，充其量也只是十分之三。因為，秦帝國不可能將自己的社會根基階層搜刮凈盡。
第二則，再說人口鹽鐵稅率。
人頭稅乃春秋戰國生發，夏商周三代本來就沒有，說它“二十倍于古”，是沒有任何可比意義的。人頭稅之輕重，只能以當時民眾的承受程度為評判標準。而史料所記載的人口稅指控，除了秦末歷史謊的“頭會箕斂”的夸張形容，再無蹤跡可尋。
所謂鹽鐵之利，在“九貢九賦”的夏商周三代也基本沒有，至少沒有鐵。即或有鹽利，肯定也極低。因為，三代鹽業很不發達，不可能征收重稅。故此，說秦時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無論是就實際收入的絕對數量而，還是就稅率而，也幾乎沒有任何可比意義。
若董仲舒的“二十倍于古”泛指整個商業稅，則更見荒誕。戰國至秦帝國時期的商業大為發達，七大戰國皆有商業大都會。齊市臨淄、魏市大梁、秦市咸陽、楚市陳城、趙市邯鄲、燕市薊城、韓市新鄭。七大都會之外，七國尚各有發達的地域性大商市，如齊東即墨、魏北安邑、楚東南之江東吳越、秦西南之蜀中、趙北之胡市等等。其時之市場規模與關市收入，遠遠超出夏商周三代何止百倍，說商業稅“二十倍于古”，只怕還估摸得低了。基本的原因是，夏商周三代的民眾自由商事活動規模很小，而國家“官市”又多有限制且規模固定。總體上說，三代商市根本無法與《史記·貨殖列傳》所記載的戰國秦時代的蓬勃商市可比。所以，商業稅之比同樣沒有意義。
第三則，再說徭役征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