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董說的夏商周三代一年三日徭役為基數，三十倍于古，是九十日。董仲舒列舉了這九十日的大體構成：“月為更卒”，每年要有一個月給縣里做工；“復為正一歲”，再給郡里每年也要做工。按照邏輯，按照歷代史家的注釋，這里的“一歲”不是一次性一年出工，而是一人一生總計服郡徭役一年，每年分攤出工。第三項“屯戍一歲”，每人一生中要給國家一次性守邊一年。對董仲舒的分項說法，《史記》注解引師古之說，替董仲舒解釋云：“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于古也！”所謂率計，便是大體計算之意。顯然，這一歸納沒有說明一個男丁一年中究竟有多長時段的徭役，而只依據大體計算而籠統指斥“三十倍多于古也”，有失武斷過甚。

以董仲舒之說，一個男丁在一生中究竟要分攤多少徭役？

可以有四種計算方法：

其一，若以“能勞”為準，將一個男丁的徭役期限假設在二十歲至五十歲之間（二十歲加冠，五十歲稱老），其有效勞役的基數時間為三十年；則三項徭役合計總量為五十四個月，具體均攤出工，則《史記》所云之“率計”，只有月余。

其二，若以六十歲一生為基數，則徭役總量為八十四個月，分而攤之，“率計”仍然只有月余。

其三，以六十歲一生為基數，以三十年“能勞”期為有效徭役征發時段，在三十年內服完八十四個月徭役，則“率計”兩月余，還是不到三個月，仍然不到“三十倍于古”的九十日。

其四，只有以八十歲一生為基數，徭役總量為一百零四個月，以三十年精壯期服完徭役，其“率計”才可能超過三個月，實現董仲舒“三十倍于古”的宏大設想。然則，一個自然經濟時代的政權，設定男人每人八十歲壽命而規定徭役，現實么？可能么？只怕董仲舒自己都要臉紅了。

籠統指斥其“三十倍于古”，既夸大事實，也毫無實際意義。

即或不與董仲舒認真計較，便以第三種方法計，在實際中也遠非那么不堪重負。國家征發徭役，只要不瘋狂到要自斷生計，大體皆在每年農閑征發，而不可能在農忙時期征發。而那個時代的實際農閑時間，每年無論如何在三個月之上。歷史的事實是，每年月余的徭役，在戰國時代不足論。即或接近三個月，也不可能達到嚴重威脅民眾生存的地步。

秦帝國是一個大規模建設的時代，精壯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余或兩月余，客觀地說，遠在社會容忍底線之中。以秦帝國刻石所，民眾在秦始皇時期是大為歡悅地迎接太平盛世的。即或我們將刻石文辭縮水理解，至少也是沒有反抗心理的。其另一個基本原因，便是帝國工程的絕大多數都是利國利民的。疏通川防、開拓道路、抵御匈奴、南進閩粵、大興水利、銷毀兵器、遷徙人口填充邊地等等等等。除了搬遷重建六國宮殿，秦始皇時期沒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戰國民眾在大爭之世所錘煉出的理解力，是會敏銳體察出惡政與善政區別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時期，才因驪山陵與阿房宮的大規模建造而偏離社會建設軌跡，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質。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陳勝吳廣因“失期皆斬”面臨生死抉擇而不能容忍而舉事反秦的社會心理動因。這與秦政的本來面目與總體狀況，并非一事。以文明歷史的評判意識，不當以胡亥趙高的昏聵暴虐取代帝國整個時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個原生文明時代。

還有一個重大的歷史現象必須申明：舉凡歷史上的強盛時代或富裕國家，其稅率與征發率必然相對高；舉凡歷史上的不發達時代，或大貧困大蕭條時代及貧窮國家，其稅率與征發率必然很低或極低；直至當代，依然如此。

秦帝國正是前一種時代，前一種國家，其稅率與徭役征發“年率”雖相對較高，但卻是建立在自覺地大力發展生產力基礎上的，其性質絕非對貧瘠的掠奪，而是在高度生產力水平上積聚社會財富，為社會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其后，秦末大動亂大復辟，將秦帝國建設成果悉數摧毀，“民失作業，而大饑饉。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在此等經濟大蕭條社會大貧困下，西漢即或實行了“什五稅一”甚或“三十稅一”，達到十五分之一與三十分之一的極低稅率，其窮困狀況仍然慘不忍睹。漢文帝時期，賈誼的《論積貯疏》猶云：“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這一基本的歷史現象，給我們的歷史意識提出了一連串的尖銳問題。

在大貧困大蕭條時代的低稅率低征發，與大發展大興盛時代的高稅率高征發之間，我們究竟應當如何評判？假如要我們選擇，我們選擇什么？貧困的低稅率低征發，果真是“仁政”么？富有的高稅率高征發，果然是“暴政”么？此等對比之法，果真有實質意義么？果真能說明問題么？果真值得作為最重要的依據去評判文明史么？兩千余年來，我們一直在指控強盛秦帝國的高稅率與高征發，我們一直在贊頌生產力低下時代與大貧困時代的“輕徭薄賦”，這符合歷史演進的本質法則么？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邏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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