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無論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是施行惡法，還是施行良法，都從來沒有過敢于或能夠將數十萬罪犯編成大軍且屢戰屢勝的先例。只有秦帝國，尚且是轟然倒塌之際的秦帝國，做到了這一點。就其本質而，這是法治史上極具探究價值的重大事件。它向法治提出的基本問題是：人民的心靈對法治的企盼究竟何在？社會群體對法治的要求究竟何在？只要法治真正地實現了公平與正義原則，它所獲得的社會回報又將如何，它的步伐會有多么堅實，它的凝聚力與社會矛盾化解力會有何等強大。
可惜，這一切都被歷史的煙霧湮沒了。
轟然倒塌之際，秦法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可見秦法之常態狀況。
法治的良惡本質，不在輕刑重刑，而在是否體現了公平正義原則。
其五，認知作為秦法源頭的商鞅的進步法治理念。
由于對帝國法治的整體否定，當代意識對作為帝國法治源頭的商鞅變法也采取了簡單化方法，理論給予局部肯定的同時，卻拒絕發掘其具體的法治遺產。對《商君書》這一最為經典的帝國法治文獻，更少給予客觀深入的研究，《商君書》蘊藏的極具現實意義的進步法治理念，幾乎被當代人完全淡忘，只肆意指控其為“苛法”，很少作出應有的論證。
帝國法治基于社會平衡性而生發的公平與正義，我們可以從已經被久久淡漠的商鞅的法治思想中看到明確根基。《商君書》所體現的立法與執法的基本思想，在其變法實踐與后來的帝國法治實踐中，都得到了鮮明體現。
唯其被執意淡漠，有必要重復申明這些已經被有意遺忘的基本思想。
一則，“法以愛民”的立法思想。
《商君書》開篇《更法》，便申明了一個基本主張：“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這是由立法思想講到變法的必要：因為法治的目標在于愛民，禮儀的目標在于方便國事；所以，要使國家強大，就不能沿襲舊法，不能因循舊制，就要變法。在《定分》篇中，商鞅又有“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之說。凡此，足見商鞅立法思想的人民性，在古代社會是絕無僅有的。在諸多的中國古代立法論說中，商鞅的“法以愛民”、“法令民之命”的思想，是獨一無二的，是明確無誤的，但也是最為后世有意忽視的，誠匪夷所思也。商鞅這一立法思想，決定了秦法功效的本質。秦國變法的第二年，秦人“大悅”。若非能夠真實給民眾帶來好處，何來社會大悅？
二則，“去強弱民”的立法目標原則。
所謂“強”，這里指野蠻不法。所謂“弱”，這里指祛除（弱化）野蠻不法的民風。這一思想的完整真實表意，應該是：要祛除不法強悍快意恩仇私斗成風的民風民俗，使民成為奉公守法勇于公戰的國民。也就是說，“弱民”不是使民由強悍而軟弱，而是弱化其野蠻不法方面，而使其進境于文明強悍也。就其實質而，“去強弱民”思想，是商鞅在一個野蠻落后的國家實現戰時法治的必然原則，是通過法治手段引導國民由野蠻進入文明的必然途徑，其進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則，“使法必行”的司法原則。
商鞅有一個很清醒的理念：國家之亂，在于有法不依。歷史的事實一再說明，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法治狀況如何，既取決于法律是否完備，更取決于法律是否能得到真正的執行。某種意義上，司法狀況比立法狀況更能決定一個國家的法治命運。《畫策》云：“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請注意，商鞅在這里有一則極為深刻的法哲學理念——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這句話翻譯過來，幾乎是一種黑格爾式的思辨：任何國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健全的法律體系中，都不可能建立一種能夠保障法律必然執行的法律。這一思想的基礎邏輯是：社會是由活體的個人構成的，社會不是機器，不會因法制完備而百分之百地自動運轉，其現實往往是打折扣式的運轉。這一思想的延伸結論是：正因為法律不會無折扣地自動運轉，所以需要強調執法，甚至需要強調嚴厲執法。體現于人事，就是要大力任用敢于善于執法的人才，從而保證法律最大限度地達到立法目標。也正因為如此，秦法對官員“不作為”的懲罰最重，而對執法過程中的過失或罪責則具體而論處。
顯然，商鞅將“使法必行”看做法治存在的根基所在。否則，國皆有法而依舊生亂。此后兩千余年的中國歷史上，包括韓非在內，沒有任何一個人將司法的重要說得如此透徹。理解了這一點，便理解了秦任“行法之士”的歷史原因。
四則，反對“濫仁”的司法原則。
商鞅執法，一力反對超越法令的“法外施恩”。《賞刑》云：“（法定），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廢。（依法）殺人不為暴，（依法）賞人不為仁者，國法明也。……圣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奸無起。”法外不施恩的原則，在王道理念依然是傳統的戰國時代，是冷酷而深徹的，也是很難為常人所能理解的。“殺人不為暴，賞人不為仁”的肅殺凜冽，與商鞅的“法以愛民”適成兩極平衡，必須將兩極聯結分析，才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全貌。這一思想蘊藏的根基理念是法治的公平正義，是對依法作為的根基維護。對如此思想，若非具有深刻領悟能力的政治家，是本能地畏懼的。這一司法原則，其所以在秦國扎下了堅實的根基，最根本原因便是它的公平性——對權貴階層同樣的執法原則，同樣的執法力度。從這一原則出發，秦法還確立了不許為君王賀壽等等制度。
商鞅這一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是王道仁政的“濫仁”傳統在戰國之世尚有強大影響力。此前此后的變法所以不徹底，根基原因之一，便是一不能破除國有二法與種種法外施恩之弊端。顧及到這一背景，對商鞅這一思想的價值性便會有客觀性的認知。
五則，“刑無等級”的公平執法理念。
商鞅確立的執法理念有兩則最重要：一則，舉國一法，法外無刑，此所謂“壹刑”原則；再則，執法不依功勞善舉而赦免，此為“明刑”原則。《賞刑》篇對這兩個原則論述云：“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故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也就是說，卿相大夫忠臣孝子行善立功者，統統與民眾一體對待，依法論罪，絕不開赦。相比于“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舊制傳統，庶民孰選，豈不明哉！
六則，“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
商鞅行法的歷史特點之一，便是法律公行天下，一力反對法律神秘主義。為此，商鞅確立了兩大原則：其一，法典語要民眾能解，反對晦澀難懂；其二，建立“法官”制度，各級官府設立專門解答法律的“法官”。對于第一原則，《定分》論云：“夫微妙意志之，上知（智）之所難也。……故，知（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知（智）；賢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賢。故圣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知（智）遍能知之……行法令，明白易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這段話若翻譯成當代語，堪稱一篇極其精辟的確立法律語原則的最好教材。商鞅使“法令明白”的目的，在于使民眾懂得法律，從而能“避禍就福以自治”。這一番苦心，不是愛民么？
對于第二原則，《定分》論云：“為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下正（法律）……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吏民欲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其中，商鞅還詳細論說了法官的工作方式、考核方式。其中對法官不作為或錯解法令的處罰之法頗具意味：法官不知道或錯解哪一條法律，便以這條法律所涉及的刑罰處罰法官。此等嚴謹細致的行法措施，不包含愛民之心么？此后兩千余年哪個時代做到了如此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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