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齊國歷史作一簡要回顧，我們可以發現，戰國時期的齊國有一個所有國家都沒有的現象：末期四十余年沒有發生過戰爭，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說基本沒有戰爭。也就是說，一百三十八年的歷史中，齊國的后三分之一多的歲月，是在和平康樂中度過的，五十余年沒打過仗。孤立抽象地說，和平康樂自然是好事，也是人類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會生發的基本理想之一，無疑應當肯定。然則，在戰國這樣一個風云激蕩的大爭時代，一個大國五十余年無戰，無異于夢幻式的奇跡。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史家無疑是注意到了這一基本事實。司馬遷在回顧齊國歷史時說：“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于秦，以故，（齊）王（田）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ii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占之備。”
且略去太史公的諸如“君王后賢”這樣的偏頗評價，只就事實說話，首先理出齊襄王時期的軌跡。燕國破齊的第二年，齊襄王被莒城臣民擁立即位，此后五年直到田單反攻復國，是齊國最后一次被動性的舉國戰爭。此后十四年，齊襄王復國稱王，權力完整化。這十四年中，齊國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單主政初期的對狄族之戰，有魯仲連參與，規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二七○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齊襄王十四年）秦國穰侯攻齊，齊軍大敗，丟失綱（今山東寧陽東北地帶）、壽（今山東東平西南地帶）兩地；第三仗是公元前二六五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齊襄王十九年），秦軍攻趙，齊國應趙國請求而出兵救趙，迫使秦國退兵。很顯然，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邊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動的挨打，第三仗則是基本主動的維護邦交盟約（出兵救趙并非全然情愿）。
救趙之戰結束，齊襄王便死了。
顯然，齊國從國破六年的噩夢中掙脫出來之后，國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此前的齊國，是左右戰國大局的超強大國之一。在齊湣王與秦昭王分稱東西二帝之時，齊國的強盛達到了。可是，在燕軍破齊的六年之后，齊國跌入了谷底。府庫財貨幾被燕軍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軍力大為削減。凡此等等，都使齊國不得不重新謀劃國策。應該說，這是齊國國策大變的客觀原因。在田單、貂勃領政的齊襄王時期，齊國的邦交國策可以概括為：養息國力，整修戰備，親和諸侯，相機出動。然則，田單迅速失勢，齊國失去了最后一個具有天下視野的大軍事家與大政治家。
從此，齊國開始了迷茫混沌的轉向。
齊國轉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齊襄王與那位君王后。這雙人物，是戰國時期極為特異的一對夫婦。齊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極，善弄權術而又沒有主見。戰亂流亡之時，以王子之身甘為灌園仆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嬓女兒，立即悄悄對其說明了自家真實身分，從而與該女私通；后察覺大勢有變，又立即對莒城將軍貂勃說明了身分，于是被擁立為齊王。復國后畏懼田單尾大不掉，便聽信九個奸佞人物攻訐之，屢次給田單以顏色；后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殺了九個奸佞，加封田單食邑；及至田單與魯仲連聯手，平定了狄患，終于疏遠了田單貂勃，僅僅將田單變成了一個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為，顯然是一個權術治國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國主張與邦交之道，在實際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響。
君王后是個極有主見的聰明女人，當年一聞灌園仆人田法章（后來的齊襄王）真實身分，立即便與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嬓深以為恥，終生不復見，君王后也絕不計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獲賢名，以至連百余年后的太史公也不見大節，屢次發出“君王后賢”的贊語。《戰國策》載：因君王后極力主張恭謹事秦，很得秦昭王賞識，曾派出特使特意贈送給君王后一副完整連接的玉連環，特意申明：“齊人多聰明之士，不知能否解開這副玉連環？”君王后拿給群臣求解，群臣無一能解。君王后便拿起錘子將玉連環砸斷，對昭王特使說：“謹以此法解矣！”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后病危，叮囑馴順的兒子說：“群臣之中，有個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筆竹板要記下來，君王后又說：“老婦已忘矣！”
一個如此聰敏頑強的女人，能在將死之時忘記最重要的遺，可能么？很值得懷疑。最大的可能是兩種情形：其一，平日已經將可用之人嘮叨得夠多了，說不說已經無關緊要了；其二，陡然覺得有意不說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萬一所說之人出事而誤了自家一世賢名。后來，田建用了后勝為丞相。從田建的唯母是從的秉性說，田建不可能違背母親素常主張。是故，第一種可能性最大。
田建是個聰明而孱弱，且有著極為濃厚的戀母情結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里，一切軍國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奪的。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確，也很堅定：恭謹事秦，疏遠諸侯。也就是說，對秦國要像對宗主國一樣的尊奉，絕不參與秦國與其余五國的糾葛，將自家與抗秦五國區分開來，以求永遠地遠離刀兵戰火。這一主張在君王后親自主持下實際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時，早已經成為植根齊國朝野的國策。孱弱而無定見的田建，加上著意而行的大奸后勝，齊國在事實上已經沒有了扭轉這種國策的健康力量。
當然，偌大齊國，并非完全沒有清醒的聲音。
《戰國策．齊策六》載：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見剛剛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賀秦軍蒙驁部大勝韓魏而設置了東郡。臨行之時，齊國守衛臨淄雍門的司馬當道勸阻，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國家）所以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為社稷。”司馬又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既）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無以對，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傳開，即墨大夫便認為齊王還是可以改變的，于是立即風塵仆仆趕到臨淄，對田建慷慨激昂地訴說了齊國重新崛起的大戰略。這段話是：“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親）秦，在阿、鄄兩地間者有百數（世族大戶）；王收而與之十萬之眾，使收三晉故地，則臨晉關（蒲津關）可以入矣！焉、郢兩地不欲為秦，而在南城（齊楚交界之地）有百數（大族），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則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王），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可是，這次田建卻聽風過耳，根本沒有理睬。
就當時大局而，即或田建接納了，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戰略也幾乎無法實現。然則，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要說的是，這種主張邦國振作的精神與主張，在齊國這樣的風華大國并沒有泯滅。全部的關鍵在于，當政廟堂篤信“事秦安齊”之國策，對一切抗爭振興的聲音皆視而不見，終于導致亡國悲劇，不亦悲哉！
事實上，從抗燕之戰結束，齊國便開始滑入了軍備松弛的偏安之道。
田單復國后，齊襄王的十四年只有兩次尚算得主動的謀戰（挨打的一戰全然大敗，不當算作謀戰）。如此戰事頻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國與韓國的末期戰事，在戰國之世，實在可以看做無戰之期。果真如此，則齊國末世兩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沒有戰爭。不管期間有多少客觀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觀原因，這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異數！
之所以是異數，之所以不可思議，在于兩個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戰國兩大時代，對于整軍兵備的重要性的認識非常透徹。也就是說，在社會認識的整體水平上，對戰爭的警惕，對軍備的重視，都達到了古典時期的最高峰。而齊國絕非愚昧偏遠部族，卻竟然完全忘記了背離了這一基本認識，實在不可思議。其二，從實踐方面說，田氏代齊起于戰國之世，崛起于大戰連綿的鐵血競爭時代，且有過極其輝煌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興盛的高峰。如此齊國，面對如此社會實踐，卻竟然面對天下殘酷的大爭現實于不顧，而奉行了一條埋頭偏安的鴕鳥國策，更是不可思議。然則，無論多么不可思議，它畢竟是一種曾經的現實，是我們無法否認的歷史。
后世輯錄的《武經七書》中，最古老的一部兵書是《司馬法》，其開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兩句話之所以成為傳之千古的格，在于它揭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好戰者必亡，忘戰者必危；國家生存之道，寓于對戰爭的常備不懈之中。縱觀中國歷史，舉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戰政權，無一不導致迅速滅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戰國，大國將生存希望寄托于虛幻的盟約之上，置身于天下風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連國破家亡之時最起碼的抗爭都放棄者，齊國為第一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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