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的滅亡，是戰國歷史的又一極端個案。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二三○年），秦國開始統一中國的戰爭，歷時堪堪十年。自滅韓之戰開始，每滅一國，都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戰。更值得關注的是，每一國的戰爭都不是一次完結的，抗秦的余波始終激蕩連綿。我們不妨以破國大戰的順序，簡要地回顧一番。韓國戰場規模最小，然非但有戰，更有滅國四年之后的一場復辟之戰。趙國之戰最慘烈，先有李牧軍與王翦軍相持激戰年余；李牧軍破后又有全境大戰；國破之后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權代國，堅持抗秦六年，直到在最后的激戰中舉國玉碎，代城化為廢墟。燕國則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聯軍大戰，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權，直到五年后山窮水盡。魏國則據守天下第一堅城大梁，拒不降秦，直到被黃河大水戰淹沒。楚國老大長期疲軟不堪，卻在邦國危亡的最后時刻創造了戰國最后的大戰奇跡，首戰大敗秦軍二十萬，非但一時成反攻之勢，且成為戰國以來山東六國對秦軍作戰的最大勝仗之一。再次大戰，更以舉國之兵六十萬與六十萬秦軍展開大規模對峙，直到最后戰敗國滅，殘部仍在各自為戰。六國之中，唯獨赫赫大邦的齊國沒有一場真正的戰爭，便轟然瓦解了。
齊國的問題出在了哪里？
論尚武傳統，齊國武風之盛不輸秦趙，豪俠之風更是冠絕天下。論軍力，齊軍規模長期保持在至少四十萬之上，堪稱戰國中、后期秦趙楚齊四大軍事強國之一。論兵士個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號稱技擊之士。論攻戰史，齊國有兩戰大勝而摧毀魏國第一霸權的煌煌戰績。論苦戰史，齊國六年抗燕而再次復國，曾使天下瞠目。論財力，齊國據天下魚鹽之利，商旅之發達與魏國比肩而立，直到亡國之時，國庫依然充盈國人依然富庶。論政情吏治，戰國的田氏齊國本來就是一個新興國家，曾經有齊威王、齊宣王兩次變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長時間里可入戰國前三之列。論文明論人才，齊國學風盛極一時，稷下學宮聚集名士之多無疑為天下之最，曾經長期是天下文華的最高王冠。論民風民俗，齊人“寬緩闊達，貪粗好勇，多智，好議論”，是那種有胸襟有容納，粗豪而智慧的國民，而絕不是文勝于質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個大國強國，最后的表現卻是如此的不可思議。
唯其如此，便有了種種評判，種種答案。
在種種評判答案中，有三種說法比較具有代表性：一種是齊人追憶歷史的評判，一種是陰陽家從神秘之學出發的評判；一種是西漢之世政治家的評判。其后的種種說法，則往往失之于將六國滅亡籠統論之，很少具體深入地涉及齊國。先看第一種，齊人的追憶評判。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種資料方式記載了這種追憶與評判：其一，民眾關于齊王之死的怨聲；其二，司馬遷采錄齊國遺民所回顧的當時的臨淄民情；其三，司馬遷對齊人評判的分析。齊人的怨聲，是齊人在齊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兩句，意味卻很深長：“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話，這挽歌便是：“松樹啊，柏樹啊，埋葬了建。實際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戰國末世情形，所謂客，大體有三種情形：一種是包括邦交使節、外籍流動士子、齊國外聘官員在內的外來賓客，一種是外邦間人（間諜），一種是亡國后流亡到齊國的列國世族。齊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種，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說。因為從實際情形說，三種“客”對齊國的影響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將齊人的挽歌看做一種籠統的怨聲，無須尋求確指。但是，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當時的齊人將齊國滅亡的原因主要歸結于外部破壞，對齊王的指斥與其說是檢討內因，毋寧說是同情哀憐，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傾向。司馬遷本人在評論中則明確地認為，齊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賓客”。司馬遷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贊同齊人這種評判的。
《史記》記載的齊國遺民回憶說：“五國滅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于共。”烙印在齊人心頭的事實邏輯是：因為齊民完全沒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齊王降秦了。這里的關鍵詞是：民莫敢格者。國破城破，素來勇武的齊國民眾卻不敢與敵軍搏殺，說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說明兩個問題：其一，齊國民眾早已經對這個國家絕望了，無動于衷了；其二，齊人長期安樂，斗志彌散，雄武民氣已經消失殆盡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馬遷時期，齊國遺民尚能清晰地記得當時的疲軟，足見當時國民孱弱烙印之深。這一事實的評價意義在于，齊人從對事實的回顧中，已經將亡國的真實原因指向了齊國自己。
第二種說法，是包括司馬遷自己在內的以陰陽神秘之學為基點的評判。《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曰”，對《周易》占卜田氏國運深有感慨，云：“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ii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這里的“厭”（讀音為壓），是傾覆之意；“祥”，尋常廣義為預兆之意，在占卜中則專指兇兆。司馬遷最后這句話是說，因為田氏連犯（殺）姜齊兩君而專政齊國，太過操切苛刻，不是漸進之道，所以卦象終有傾覆之兆。鑒于此，司馬遷才有“易之為術，幽明遠矣”的驚嘆。司馬遷作為歷史家，歷來重視對陰陽學說及其活動的記載，各種曾經有過重大影響的預、占卜、星象、相術、堪輿等，其活動與人物均有書錄。事實上，陰陽神秘之學是古代文明極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盡歷史原貌。
依據《史記》，關于田氏齊國的占卜主要有兩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對田齊鼻祖陳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這段解說的白話是：“這是一則看國運的卦象，利于以賓客之身稱王。然則，這是取代陳國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國家。而且，也不是應在陳完之身，而應在其子孫身上。若在他國，其主必是姜姓。這個姜姓，是四岳（堯帝時的四位大臣）之后。然則，事物不能兩方同時發達，陳國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國興盛。”應該說，這次占卜驚人地準確，幾乎完全勾畫出了田氏代姜的大體足跡。因為，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
第二次占卜，發生在陳完因陳國內亂而逃奔齊國之后。當時，齊國有個叫做懿仲的官員想將女兒嫁給陳完，請占卜吉兇。這次的卦象解說很簡單，婚姻吉兆，結論是：“八世之后，莫之與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齊湣王之后。齊湣王破國，齊襄王大衰，齊王建遂告滅亡。這則卦象，同樣是驚人地準確。
陰陽神秘之學的評價意義在于，他們認為，國家的命運如同個人的命運一樣，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與當事人的作為的正義性交互作用所決定，齊國的命運，既是天定的，也是人為的。就問題本身而，這種評判是當時意識形態中極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視為一種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學預測吉兇，都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前提觀念：當事人行為的善與惡（正義性），對冥冥天意有著重大影響。也就是說，當事者的正義行為，可以改變本來不怎么好的命運；而當事者的惡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護變為黯淡甚或災難。這便是后世的善惡報應說的認識論根基。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個前提觀念是：正道之行，不問吉兇。這一觀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龜甲。《論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紂，卜筮之，占曰：‘大兇’。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兇！’”這一事例，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的記載是：“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戰國之世已經漸成主流。典型如秦國，司馬遷記載了秦滅六國期間與秦始皇時期的多次災異與神秘預，唯獨沒有一次秦國主動占卜征伐大事的記載。因為先秦時代的神秘之學對人的正義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種種預測，往往在實際上帶有幾分基于現實的洞察，也便往往有著驚人的準確性。太史公所以將韓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韓厥救孤，認為因了這一“積天下之陰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韓氏后來的立國之命。其認識的立足點，正在于善惡與天命交互作用這一觀念。所謂天人交相勝，此之謂也。而自魏晉之后，占卜星相等陰陽之學漸漸趨于完全窺探天意的玄妙莫測的方法化，強調人的善惡正邪對命運的影響則日漸淡薄，故此越來越失去了質樸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來越低。這是后話。
第三種說法，是西漢鹽鐵會議文件《鹽鐵論》記載的討論意見。
《鹽鐵論．論儒篇》云：“齊宣之時，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余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士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入薛，孫卿（荀子）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為秦所擒，不亦宜乎！”
這段評判，先回顧了齊宣王、齊湣王兩代中的一代半興盛氣象，又回顧了齊湣王后期的惡政，指出了百姓不堪與人才流失兩大基本面。對齊王田建的作為，則將其失政歸結為三方面：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而“不與諸侯從親”，則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結果。顯然，這種觀念與齊國民眾的說法，與司馬遷評判，并沒有重大差別。應當說，這些原因都是事實，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現象原因，而沒有觸及根本。
那么，根本在哪里？實質的原因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