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小陳就把調查材料弄回來了，我們上次去甘肅，小陳當時就和省政府的有關部門協調，整個蘭州鐵路局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這些中央駐西方的單位對于窮鄉僻壤的政府根本就不放在眼里，這不僅僅是一個鐵路局的問題，據說在電力系統和一些大的軍工企業、有色金屬等都或多或少有這樣的現象發生，因此可以說，中央單位和地方單位之間的不平衡和不配合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

蘭州鐵路局是在原來分局的基礎上成立的，當時主要考慮西北地域遼闊，發展鐵路的空間很大，需要獨立的策劃和統籌安排西部的鐵路建設，因此，從鄭州鐵路局分出來單獨成立了鐵路局，周小鵬就是在那個時候走馬上任的。從目前看蘭州鐵路局所轄的路段除了蘭新鐵路的路基比較穩定以外，新開辟的鐵路路基都不是很穩定，因此無論是火車運行速度和運載能力都打了很多折扣，進藏計劃車皮每個月大約是萬個，大約150萬噸的運力，每趟進藏的火車都是滿滿的，可是往回開的大多是空車皮，這對于鐵路部門來說叫“放空”，在成本上是很不劃算的，原本我們的車皮計劃是開拓西藏的各種資源，把在西藏的一些寶藏運出來，對于鐵路的回頭放空是有好處的，可是這樣的計劃竟然給砍了一半，是什么原因呢？

原來，在鐵路部門有兩種車皮計劃，一個是計劃內的，按照鐵道部統一規定的價格加上地區浮動差價，另一種是計劃外車皮，是鐵路部門通過一些代理貨運公司變相的向用戶提高收費的手段之一，這套方法在199年前后最盛行，后來內地的各種交通工具發展起來后，在運輸成本上不占便宜的鐵路的日子不好過了，除了大宗的礦產品和建筑材料以外，零星小批量的運輸基本上是被公路運輸和航空運輸給搶去了，鐵路運輸不能門對門的缺點使得很多客戶寧可多掏一點也不愿意轉來轉去的麻煩，這種現象在發達國家也是這樣，美國的鐵路已經拆除了將近三分之一，而歐洲的鐵路大多也是給高檔的旅游列車使用。圍繞在為鐵路服務的人員設備成本實在是太大了。因此，在內地，這種變相的價格調整的方法是鐵路部門同其他運輸行業競爭的方法之一。鐵路運輸在一個地區的發展階段是至關重要的，由于建設的需要大批物資在公路還不能起到一定作用的時候都是由鐵路來承擔的，在青藏鐵路還沒有修通的時候，每年70-100萬噸的進藏物資都是由汽車運進去的，鐵路修通以后，一個月就可以把這些物資運完，現在西藏的開發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要求運輸的貨量顯然是很大的。

可是在西北地區，這個方法卻成為鐵路部門生財的主要渠道，計劃外車皮往往要比計劃內的價格高出一倍，一些個體和非法經營的人沒有辦法去搞計劃內的車皮就只能去弄計劃外的車皮，而原來鐵道部規定的計劃外車皮是有一定比例的，也就是說計劃外車皮不能沖擊計劃內車皮，周小鵬為了增加收入竟然把計劃內車皮直接轉為計劃外，也使得那些掌管批車皮計劃的人大發橫財。最近，中央公布了開發西域的新計劃和西域委員會的成立，使很多內地的商家蜂擁而至，先到的已經在青海開展了業務，大批的鹽礦、鎂礦和其他礦石在格爾木等待裝車，這就擠占了向西藏運輸的車皮，加上這里的管理混亂效率低下，一般各單位申請車皮計劃都是要給砍一半的。也就是說，在西域地區，怎么運，運多少不是地方計劃部門所能說了算的，而是由鐵路部門說了算。

鑒于這些問題，恐怕不是西域工作委員會可以協調的了，我連夜坐飛機到了北京，臨行之前我給中央辦公廳打了電話，希望安排面見主席匯報工作。辦公廳很快就答復可以安排，不過要盡早，主席還有三天就要出國訪問了。

到了北京，我當時就去了中南海，主席正在接見外賓，我等了大約半小時，秘書叫我進去。

“司徒，你找我準沒好事，才走幾天啊就跑回來了，說吧，要什么政策。”主席點著我的鼻子說。

我笑了笑，“還不是我管不了才找您的，主要是中央在西部的各單位與當地的關系和協調問題。”我把我在西域的所見所聞講述了一遍，還把一些材料交給了主席。我說，

“西域有不少的國防建設部門，不少的中央派駐單位，這些單位在歷史上都是受中央指揮，對于地方上的事情不管不問，也不聽招呼，在原來不發達的時代和國家軍事處于弱勢的時候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可是現在，這些機構和部門本身就存在著一個生存的問題，內地高科技的發展已經或多或少的淘汰了在西北的一些部門，可是他們還在那里阻礙西域的開發，反映到具體工作上是鐵路部門的制肘很厲害，當然，那個鐵路部門存在的不光是體制上的問題，還有許多經濟上**管理上**的問題。問題是我們看到了這些而沒有辦法去制約他們，他們對我們根本不買賬。這就是我來北京找您要權的原因。”

說到這里主席看著我說，“你的意思是把這些部門都劃給你管理？”

“我的意思是有些部門該關的關，該交的交，西域開發要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一股合力，像鐵路部門，原本就是一個經濟動物，要按經濟規律辦事，由于戰略運輸的重要性，半軍事化的管理都是必要的，可是攤子大了中央就有些顧不過來，特別是讓某些個別的人在邊遠地區坐大，不是形成了部門的閥系？其實各地的鐵路部門很多業務本來就是自己管理的，但是到現在鐵路的稽查、公安、審計、監督都是自成體系，地方無法干預，這就給一些個人鉆了空子。有些明明是占用的地方土地，一不是用于鐵路建設，二不向地方交納一分錢的稅金使用費，這實在是不合理。如果能夠把這些部門改變成雙管的制度可能會好一點，我們希望在全國一盤棋的思想指導下，對于這些中央的派駐地方上的衙門有那么一點制約。否則西域的開發就不好搞，當地方不能得到這些部門的支持的時候，很可能要自己另找出路，那么這種出路就是自己再搞一套，說到底是在自己人內部競爭，重復建設，這是對我們有限的開發資金的極大浪費。”

聽了我的話，主席陷入沉思中，這是一個大的體制的改變，不能不慎重。想了一會，主席把總理叫來了，讓我又重新講了一遍。主席等我講完了以后說道，“司徒提出的問題我們其實早就有察覺，但是一直沒有討論怎么去處理。我看趁現在西域來匯報抓緊時間召開一個專題會議討論一下后拿出個具體意見。在這么拖下去會影響中央在西域的開發計劃。”

“好，國務院也早就想解決這個問題，可是每次開會都是在北京這里的人說，地方是說不上多少話。這次司徒來應該是個機會。”總理也付聲說道。

“會議的宗旨是圍繞著中央開發西部的決心來進行，凡是與這個決心相違背的都要按現在的實際情況去定。政策是可以調整的嗎，萬一將來又變了，那么我們的政策也要跟著變。”主席說。

“既然這樣，那么我盡快安排，主席的行程是在外后天，我看主席走的前一天開行嗎？”總理謹慎的問主席？”

“我看可以，盡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