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同志是搞經濟的行家里手，所以今天也特地請你來，你只管說，其實我們這些人在這里討論大家也是共同啟發嗎，何況，沒有最后定論前怎么說都是可以的。”總理微笑著說。

“那么好，大家不要怪我狂妄啊！”我笑著開始了我的觀點的陳述。

“我不是什么經濟專家，也不是mba，更不是什么博士后碩士后，但是，我是我們這個共和國歷次經濟改革的見證人，也是從最低下的經濟底層苦熬出來的，我知道人民最想什么，最需要什么，最恨什么，這就是我與專家的根本區別。”我目光炯炯的看著幾個夸夸其談的專家。

“我們國家現在面臨的是在財政收入上的徹底的改革，而不是用殺雞取卵的方法去解決當前面臨的困難，更不能把一些問題遺留給后人去解決。

我們先看看我們現在的國情，我們現在的國家已經不是以農業為主的不發達國家了，農民雖然在人口比例上仍然占據多數，但是那已經是不能再維持下去了，隨著科學的進步和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這個比例相信要不了多久就會發生大的變化，城鄉人口在戶籍上的差異早在005年就已經取消了，人們選擇職業的自由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保證，東北新區的開發也在移民到位定型的方面做了嘗試，效果是好的，但是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南北東西的差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為什么？難道真的是地理氣候和區域不平衡造成的？我看還是我們的政策沒有到位，還沒有弄明白歷史給我們遺留的民族問題的真正內涵，以前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決定我們要小心謹慎，要維護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但是，真正的民族政策是什么？核心是什么？這個核心應該是中華民族的大融合而不是各民族之間的畫地為牢模式的和平共處，那樣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給制造更多的民族矛盾提供條件和進一步擴大民族間的隔閡，漢族的發展本來就是在不斷的兼容其他民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不管有多么大的阻力，歷史的車輪就是這么前進的，為什么說這個問題呢？因為在我們進行西部大開發的時候，我們并不是很成功的把漢族文化融入到了西部的開發中去，占國土面積6%的青海、西藏、新疆三省人口僅占全國的1。8%不到，而且這個差異還越來越大，這無論在資源和發展上都是極其不正常的也是不合理的，講到開發，什么是真正的開發？是人口的開發，是在那里有實實在在的人在從事生產和生活，而我們放任在那里的政權和鄉鎮建設不能不說是我們的失誤，因此，開發這些地區不是簡單的資金的投入而是人口的投入，說道人口的投入，就不能想到當然是國家安排移民，那不符合民族融合的國策，應該是按經濟規律去辦事，我們可以把西北地廣人稀的地區土地向沿海和中原地區人口稠密省份的個人出賣使用權100年甚至更長，也可以允許他們在當地建立他們自選的地方政府，不用擔心當地的民族會制造分列，因為強大的國家機器在我們手里，有效的控制我們的國土完整還是做的到的。這個政策的實施，可以相當一部分的解決我們在對這些地區的補助性支出的減免，甚至還會有較大的收益，來到新區發展的漢民是不會不生產的，只要有了原始的生產就等于是國家增加了財政收入。民族之間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這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去填平的，只要不出現大的動亂，我們按照法律去裁決即可。這一減一進就是我要說的生財的第一點。”

我的話剛說到這里就已經引起了到會者的私語討論，我停了下來，想看看我的觀點到底會有什么樣的反應。還不知道我說到的稅賦會有什么樣的反應，主席和總理都在沉思中，好像片刻的冷場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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