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到今天，在國家的經濟財經稅賦發展上，也是出現過多次的變革，從奴隸社會的百里溪拜相到商鞅變法，從王安石改制到雍正時期的新政，從楊炎的兩稅法到張居正的“一條鞭”，后來發展到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火耗歸公，都是為了給國家財政收入增加上做文章。

解放后，共和國也多次對財政收入和稅賦進行改革，在財政預算上也是走了一條彎曲的道路。建國初期，由于面臨著朝鮮戰爭，國家實行了大規模赤字預算和超量發行鈔票的辦法，同時大量的發行各類公債，曾經一度使人民幣通貨膨脹，那時，最大的**分子劉青山貪污過億元，聽起來是很大的數目，但是折合成后來發行的新版人民幣也不過萬元。可見那時的真實幣值只有后來的萬分之一。到了一九五五年國家通過發行新版人民幣而達到了穩定貨幣的目的，但是國家也急需恢復經濟休生養息，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又發行了文革前最后一次的國家建設公債。在五九年至六一年之間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國家從上到下實行了經濟緊縮的政策，共和國的總理和主席三年沒有吃肉，穿著打補丁的衣服接見外賓，那時的勤儉節約巍然成風，就算是臥薪嘗膽也不過如此，到一九六八年，共和國第一任總理莊嚴的宣布“我們即不欠內債也不欠外債！”可是發展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國家財政狀況急劇惡化，原因不單單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是原來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模式和全面仿蘇的經濟模式帶來的弊病，從那個時候開始了一系列的稅政改革，先是國營企業利改稅，向正規稅務制度過度，其后是全面實行了國稅和地稅的兩稅制度，應該說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和中期都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為國家積聚了大量的財富。

但是，進入0世紀90年代，國家一方面經濟飛速發展，一方面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國家為了加強我國的基礎建設，同時也是繼續拉動國家經濟和國內消費需求，引進了國外經濟學上的“投入產出”原理，大量的發行了國家公債，在各項基礎設施上進行了大量的國家投資，另外股票、證券以及期貨市場也從試點走向了成熟，以期望在產出的源頭投入可以得到豐厚的下游回報，可是事與愿違，這次的大規模投入只是完成了投資的顯性效益，三峽大壩的建成，京珠高速的通車京九鐵路等都在直接效益上取的很好的成績，但是在拉動國內其他行業的發展以及帶動國民基本消費上沒有取得預想到的效果，根本原因是投入產出的理論是西方國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理論，本身發展就不是很完善，從原理上講他的效益體現在相關企業上要大于體現在社會效益上，隨著社會科學的不斷進步，要求實現更大量的效益的規模也逐步擴大，簡單的說，在生產力低下的時候這個原理的效果非常明顯，國家要搞一個大的項目，需要大量的材料和勞力，當年建造焦枝鐵路的時候就動用了近50萬民工，而圍繞這些投入的材料和勞力又有一些外圍企業和勞力對其服務，依次類推，環環相扣，雪球也越滾越大，最后波及到整個社會。而現在，建設青藏鐵路也不過萬余名工人，機械化程度已經不是原來所可比擬的，1萬人的消費當然不能同50萬人的消費相比較了，對社會的影響幾乎是看不出來的，同樣，現代工廠的生產能力也是驚人的，原來搞一個項目要國內上萬家企業合力，而現在幾個大型企業輕松的就把三峽大壩的原材料給壟斷了，因此，這些工程的建設并沒有真正的在拉動消費方面起到關鍵的作用。

從另一個方面講，改革后，由于各種原因產生出來的富裕階層占據了大部分的民間財富，形成了新的貧富不均，60%的人占據了民間財富的90%以上，這就是上個世紀末中國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問題。經過十幾年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和調整，國家的財政狀況有所好轉，但是在根本上還是沒有解決公民對國家有義務的公平的交納個人所得稅的問題，有錢的不見得多繳，沒錢的未見得少繳，經濟發展到現階段偷稅漏稅的現象不僅是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而且是越來越嚴重。而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和小商販則由于是最明顯的收稅對象而負擔過重，有錢人的大批隱性收入則輕易的逃過了國家的賦稅，這是當今社會矛盾的癥結。

在中央和國務院的專題辦公會議上，重點就是討論國家財政收支問題，由于建造海軍現代化艦隊，使得軍費大幅增加，急劇的大規模的國土建設更使得國家財政吃緊，為此，大家在會上發表了各種意見，以財政部部長錢萬里為代表的一種觀點就是繼續進行赤字預算，加大發行國庫券和國債的力度，現在國民的承擔能力已經遠遠高于上個世紀，而且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還有一派認為我們的軍力已經夠用的了，應該執行財政緊縮的政策，沒有必要去加大國家的基本建設，更沒有必要去為不相干的國家去承擔義務。兩種觀點都有道理，說起來也都是冠冕堂皇的，從本質上講，支持這些觀點的人都是為了國家和民族，但是這些都不是治國之根本，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臨時抱佛腳而已。我作為被點名參加的軍方代表坐在那里十分尷尬，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對于這些只會照葫蘆畫瓢的mba我實在是不敢恭維，如果我們國家的搞財政的人物都是這樣的“人才”，那么我們這個國家的財政狀況恐怕是永遠也好不了，一個國家的財政謀士最怕的就是一些在外國鍍金的假專家，最怕的就是只有虛名，憑幾篇論文爭得的博士，他們基本上沒有在經濟生活中實踐的經驗，對于一些方針和措施不過是想當然，俄羅斯出了個蓋達爾，年輕輕的不到40歲，給葉利欣出了個“休眠療法”，葉利欣還真的信了，用了，結果俄羅斯的經濟真的是休眠了到現在也醒不過來。在我國也鬧出不少這樣的笑話，一些出點子的人壓根就沒有弄明白中國到底是什么樣的國情，就承諾這個，實行那個，個性車牌大概是最大的笑話，也是中國的文化同這種中西結合的行為開了一個大玩笑。三角債的方案、費改油的計劃大多是這樣的前提下提出而最后因不切合實際而胎死腹中。

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他仔細的聽著那些人的發，面上的表情讓人看不出他到底是贊同還是反對，總理也在那里一口一口的喝茶，喝完茶就把茶葉吃掉，然后再續新的茶葉，湖南人的習慣看來還是保留著。

“司徒，你為什么不說說啊？叫你來可不是光叫你聽的。”主席漫不經心的說道。

“我想，我還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吧。”我回答到，“我要是開口，觀點同這里的完全是兩碼事，也不適合在這里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