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松，你說香港為什么在幾次全球性或地域性的經濟危機中老是挺不住？”我喝著在香港難得品到的“洞頂”毛尖問道。

“我估計還是香港的經濟太開放和完全融入國際經濟的結果吧。”阿松思索了一會回答道。

“那么新加坡就沒有融入國際經濟嗎？臺灣呢？還有韓國？”我繼續問他，阿松眨巴著眼鏡后面的雙眼，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

“比較起這幾個地方，香港缺的就是自己的工業，特別是基礎工業。”我一針見血的指出。

“上個世界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固然是國際經濟形式在起主導作用，但是不能不看到當時香港有自身的工業基礎，那個時候香港在塑膠花、服裝、鐘表、玩具等輕工業方面都是世界最大的生產基地。可是經濟騰飛以后，香港的生活水準不成比例的大幅提高，人工上升的太快，地皮也不斷飛漲，弄的很多業者在香港開不起工廠了，正好趕上大陸搞開放，對外有60%的出口經由香港轉口，對內，提供非常好的政策用以吸引外資，于是香港大批的工廠內遷，或者要辦新的工廠也開在內地，基本上把香港搬空了。”我吹了吹茶杯上的熱氣。

“那么內遷的工業還能算是自己的工業嗎？顯然不能算，在內地辦工廠只能得到的是經營的利潤，其他的是什么也得不到，相關工廠企業周邊的各種服務和效益都不能在香港產生，也不能為香港人所利用。當在內地辦廠的條件不再合適的時候，怎么辦？再向哪里搬？現在廣東一帶的人工也不便宜了，地皮的價格也是一日三變，許多工廠又面臨著十幾年前在香港碰到的老問題。有的又往更遠的內地遷，有的就干脆停下來，那么到將來再也沒有地方搬遷的時候怎么辦？現在已經有許多在內地辦廠的已經經營不下去了，畢竟內地的各種稅費要遠遠的多過香港，還有辦廠需要的各種政府環境、治安環境等。這些都或多或少制約了香港對各種經濟危機的應對能力。現在香港的現象是有很多香港人是拿回了自己所賺的錢，可是又不知道投向何方，各種游資在各種市場上無序的流動，一方面要找出路，另一方面會幫助洗黑錢和流入不是很正常的渠道，這也就是港人好賭的一個物質原因。錢作為資金是不能生錢的，只有作為資本的時候才能生錢，香港的游資是世界上最多的，這些游資在沒有正確疏導的結果只能是游蕩在流通領域，或是被銀行或是被證券市場給套住，還有的就是被賭場、馬場、煙花場和娛樂業給吃掉，這些你都是知道的。”我點上一支煙。

“而在騰飛起來的香港確也出現了不少超級富豪，排的上世界前500富的就有好幾個，但是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在香港靠工業致富的，后來也沒有一個去搞工業，香港慢慢變成大陸轉口貿易的中轉站，和對大陸投資的金融集散中心。看起來表面很繁榮，其實是建立在別人借道的收益和機會上，香港回歸祖國以后，這種中轉的作用越來越小，借道的人越來越少。上海浦東的開發以及‘國家大貿’在各發達國家直接建立貿易公司的做法更是嚴重的削弱了香港的這種本來就很僥幸很脆弱的競爭力。”

“香港人原來引以自豪的就是‘我們香港人好挨得（能吃苦）’，可是現在的香港人挨的嗎？三十年的富裕生活造就了一代好吃懶做的年輕人，他們不負責任，沒有上進心，低級趣味，經濟不好是政府的錯誤，可是又有幾個年輕人去發奮思考一下在這樣的環境里他們應該去怎么做？有上大街去游行的功夫還不如自己去辦點實在的事情。在失業率不斷高漲的今天，香港的低級工作還是全部是由外來勞工干的，現在的香港人寧愿在家里等待政府救濟也絕不會去做那些抵擋的工作，這樣的群體還能說能‘挨’嗎？還能指望他們在這個東方明珠去創造新的奇跡？長此下去香港還挨的過去嗎？說句你不開心的話，如果不是你我連手，坦白的說，你能‘挨’的過去今天這樣的世道嗎？”我看著阿松沉沉的說。

阿松低著頭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香港目前的富豪大抵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本土發展起來的，一類是來自大陸的‘爆發’戶，這兩類人大多都是用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去看待目前商場的競爭，他們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這些人對于香港的市面繁榮和拓展旅游資源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從香港的長遠利益看是有害的。而香港政府的工商政策由于是建立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的，對市場和社會結構只有引導的性質，根本談不上有顧及香港長遠利益的規劃和指導，也不能有什么指令計劃，更不要說給辦實業的什么優惠政策和待遇了。這樣的環境和政策無形中就鼓勵了香港人急功近利的心態，養成了‘什么賺錢就大家一窩蜂的去做什么’的習慣。你看。咱們弄了個影視公司，跟在咱們后面的起碼有三十多家，這樣的思路怎么可以把香港從困境中挽救出來呢？”我說道這里十分的感嘆。

“其實在香港辦實業最大的是兩個難題，一是高居不下的人工費用，會把生產成本的大部分給吃掉，二是地皮昂貴，建立工廠要么花巨資購地，什么時候能收回沒把握，要么是高價租用廠房，道理同人工一樣，把在香港零關稅和低所得稅的優勢抵消的一干二盡。這也就是說，要想在香港辦實業就必須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其他的如原料、輔料等等因為沒有關稅，從運行成本上講，都要比國內和其他國家的低很多，我想了很久，這個就是我們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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