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松的關系在外人看來有些奇怪，名義上阿松是董事會主席，我是總經理，可是每每有大事都要由我說了算，具體的事情卻是要阿松去做，位置剛好顛倒過來了，其實那是因為要照顧香港法律上的規定才那么弄的，而我們之間的默契決定了我們各自的角色。其實我們兄弟之間已經不分彼此，兩家家人來往也很密切，阿松的小女兒拜我老婆做“契”（干）媽，整天粘著我老婆，把我老婆哄的笑瞇瞇的，開心死了。兩個女人之間也好似特別談的來，就是要出去旅游他們也可以很快的達成一致意見。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優點就是都不去干涉老公的生意，高興了她們還會用自己的私房錢跑到股市上去火一把，要是什么時候我們這兩個老公發現多了件漂亮的襯衫或者是領帶夾什么的，那么就是他們在股市上有所斬獲了。還有時他們開心了會帶上兩家的老少去國內旅游一趟，那時間多半在十天半個月左右，當然，那種機會是不包括我們的，我和阿松大多沒時間去陪她們。這次借考察之名帶她們出去國外旅游，使得他們高興的像小孩一樣。

阿松的大姑娘已經出嫁了，女婿是香港理工大學的講師，主攻自動化工程的，人很好，就是有些書呆子們常有的呆氣，我們幾次想叫他出來幫老丈人的忙，可是人家就是不愿意，說是對搞商業沒興趣，而阿松的大姑娘也是“女生外向”般的不幫老頭說話，弄的阿松好幾次的憋氣，我在傍邊看著直樂。這次我們要出去考察的事情不知怎么叫小丫頭知道了，纏死纏活的也要去，好在她是大學放暑假，去了也好照顧她的兩個媽媽，考慮到這個我和阿松也就答應了。

我們從香港出發首先去了德國，一大早在法蘭克福機場下來后，找了酒店住下，阿松的小女兒陪著兩個媽媽去逛大街，我和阿松則租了一輛車去了盧森堡和荷蘭，在荷蘭阿松有不少親戚在那里，干什么的都有，還有一些本來就是我們在荷蘭的某些商品的代理，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在荷蘭參觀了幾個工廠，主要是現代化的電子工廠和紡織工廠，在那里基本上已經沒有了工人密集勞動的場面，絕大多數工序都是用機器人代替的，因為我們在荷蘭有不少業務，參觀的這些工廠的工作服還是我們給提供的，所以我們去看他們的廠還比較順利，否則他們是不給看的，當他們知道我們是貿易商后就放松了警惕。其實我們也偷不了什么技術，主要是來看他們的生產方式的。

晚上我們又回到了法蘭克福，在歐洲，交通實在是方便，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把歐洲的各個大城市緊密的連接起來，我們從荷蘭回到法蘭克福不過用了個多小時就到了。

兩家人在一個比較有名的唐人餐廳里一起吃晚飯，其樂融融，很是愜意，阿松的老婆和我老婆在那里“唧唧咋咋”的說個沒完，小姑娘坐在那里玩著剛買來的我們都不知是什么的電子游戲。這個時候的女人不需要丈夫“關心”也不需要丈夫的重視。我和阿松慢慢的品嘗著德國的黑啤酒，隨意的聊著參觀工廠的感受……。

第二天我們兩家又轉道去了瑞士，重點是看那里的自動化紡織機械，我以前是搞紡織的，對這些很熟悉，而阿松可是開了眼界，弄明白了以前很多不清楚的工序問題。我們詢問了價格和技術指標，并要求他們把最先進的設備給我們公司報價，要求是包安裝和調試，并且還要附帶培訓我們的技術人員，由于這次我們是以客戶的身份去的，受到了很熱情的歡迎，女人們則跑到日內瓦去看阿爾卑斯山和日內瓦湖去了。

我們在瑞士的“蘇黎士”住了三天，又乘飛機到了漢堡，在那里我們參觀了一些自動化機械工廠、汽車工廠、精密加工工業等，那些企業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從漢堡我們乘飛機直接飛到了美國的紐約，因為紐約是個商貿金融中心，對那些我們暫時還沒有多少興趣，我們也不想去華爾街去弄什么藍色籌碼、綠色通道，因此，在紐約我們沒有停留，直接坐火車去了底特律，在五大湖附近我們先后去“伯士頓”、“芝加哥”、“費城”、“匹滋堡”等重工業城市，一方面我們公司在這里有許多客戶聯系，我們的許多輕工產品是銷往這個地區的，另一方面我要看看這里的現代工業的自動化程度，了解這些設備的行情，而那些美國人對于我們的到來也沒有搞什么防范，那些生產汽車的工廠“可著”勁的讓我們參觀，我看的很仔細。女人們則去看尼加拉瓜大瀑布了。在美國東部展轉了幾天后，我們又飛到美國西部的“洛杉磯”，到這里主要是想看看美國的硅谷，看看那些程序員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方式。一年多前阿松來買設備也結識了不少當地人，我們到來后有幾個華人社團還搞了個酒會大家聚了一下，他鄉遇故知也是人生一大樂趣嗎，從聊天里知道這些社團里面是什么人才都有，不過在美國大多是寄人籬下，往往是做本行很郁悶，做新行當又要放棄自己喜愛的專業，有的為生活所逼迫不做本行已經多年了，其中有一個叫戴偉.李的原來還在通用公司做過總工程師呢，后來就是因為自己是中國人而升遷不上去了，當他知道是這樣的原因以后一怒之下轉了行，目前在洛杉磯開了一個很大的整備車連鎖店。我和他聊了起來，那一口純正的北京腔他倒是一點沒有改，他說，如果有國內真正的辦實業的廠家，他愿意免費為祖國效勞，可惜來的不是貪官就是蠢材，對此他已經不抱希望了。我默默的看著他本想說點什么可是后來卻說了一句“好好保重身體！”

在洛杉磯的后來幾天，我們忙著去見許多新客戶，還有，我和阿松抽空去了一次墨西哥邊境，考察了那里的自然條件和資源，特別是我對那里的煙草和辣椒的生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心里琢磨著什么時候中國有能像這里這樣去搞集約化農業生產啊。

我們原來的計劃從洛杉磯回香港，半路上在日本停留，順道考察，然后就這樣打道回府了，可是老婆們不答應，小姑娘也推波助瀾，在她們的強烈要求和逼迫下，我們又去拉斯維加斯“賭”了一個晚上，我和阿松每個人都輸了500美元，在這樣的場合我們倆都沒什么運氣，也奇怪，老婆們都贏了，還贏了不少，小女兒贏的最多，差不多贏了500美元，她們高興的一個勁的向我們做鬼臉，弄的我和阿松苦笑不得。

離開美國，我們坐聯合航空的飛機直飛日本東京，到達日本機場時，公司安排的翻譯已經在機場等候我們了，去其他國家我們基本上不需要翻譯，一行人里除了我不大會英文外，人家個個可都是高手，阿松的老婆是他大學的同學，也是呱呱叫的英語，我老婆人家通過多年的自修英語又是長期在美國公司工作，說起來也不差，就連那小丫頭也是流利的口語，有時雖然是胡說八道，風馬牛不相及，但是人家敢說啊，逗的“外國佬”一個勁的“good！”剛離開香港的時候，他們怕我一個人走不見了就在我的每件上衣或者褲子口袋里放了一個卡片，上面用英文寫上我的國籍、姓名、聯系電話等等，把咱當成弱智人士和老年癡呆癥患者了，欺負咱不懂英語竟到如此地步，令我哭笑不得，其實簡單的幾句咱還是明白的，再說，咱不是還有“手機”嗎，可是他們就是要那么“糗”我，我也樂得讓她們開心。可這會到了日本他們可就都不靈了，日本人說話發音是很像廣東人那樣是從喉嚨里出來的，說話“霍、霍”的，日本人說的英語被公認是世界上最差的最難懂的英語，連他們自己都聽不懂，我早就知道這個情況，因此，我打電話叫公司在日本給我們請了個翻譯以備之需，當我一見那翻譯就心里犯嘀咕了，原來是個日本人，他能說好咱中國話嗎？

翻譯幫我們在“箱根”找了個別墅住了下來，其后我和阿松就去看幾個工廠的設備，從紡織機械到電子產品，還有一些汽車生產廠。令人難受的是那個混蛋翻譯就只會翻譯常用的日語，就會說一些拍馬屁的中國話，一到有關技術方面的名詞就不靈了，急的那些企業的日本鬼子一個勁的“八格”。后來還是我想出辦法，我們和他們筆談，大多日本公司的高級職員漢字還湊合，實在不行再用英文筆談，總算是搞明白了一些技術問題，在價格方面由于人民幣升值，我和阿松感覺還不算高，比較起瑞士的要便宜，我考慮了今后的發展的需要，就主動的給對方留下了聯絡電話，建立了熱線聯系，對方也指定了專門的部門和人員同我們聯絡，我們要求所有往來函件要用各自的語，翻譯問題各自解決。

0多天緊張的考察就這么結束了，我們回到香港，我老婆阿松老婆和那個小丫頭都玩的筋疲力盡，買回來的大包小包的把幾個旅行箱里塞的滿滿的，回來后她們也不來“煩”我們了，我和阿松難得清凈的到中華總商會會館（我們早都是那里的會員了）里找個僻靜的地方安逸的聊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