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后，我把我在香港的公司證明和資信證明給阿松看了，阿良還要打理公司的業務先走了。我和阿松在酒店的咖啡座里談了起來，阿松看著我，不知我會提出什么樣的條件，在他看來我的生意似乎根本不需要他的參與。

“阿松，你老實講給我聽，近幾年的生意怎么樣？”我喝了口咖啡問道。

“你都知道了，自從亞洲金融風暴以后，香港的經濟一直不好，我不過是靠有點樓面收租和做點魚飼料勉強維持。”阿松坦白的說。

“你原來那些客戶都還在嗎？”我問道。

“在有什么鬼用，在內地沒有你幫我，我找不到貨源，還不是做不成，你走后找過幾家外貿局的，他們根本不懂做生意，就是會要回扣，害得我陪了老本，一氣之下不做內地的生意了。”阿松心灰的說道。

“你看這樣好不好，你還是負責在外面接單，信用證開到我的公司，我的這個三葵公司也交給你打理，我在內地給你找貨源，向內地開信用證就用我的三葵公司的資金，所賺的利潤我們五五分帳，你愿不愿意干？”我盯著阿松說。

阿松有些不相信的看著我，哪里會有這樣的好事？他疑惑的盯著我的眼睛，想看看我眼睛后面是否還有一雙眼睛，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就爽朗的說，

“看什么啊！這個世界上能信得過的朋友沒幾個，信得過又有能力接單的就更沒幾個，信得過有能力還能堅持在商場上的就只有你一個了。你知道我英語不行的，接不到單說什么都是白搭，我也知道香港這幾年很苦，沒有我給你配合，就你那對國內了解的水平，不被人家坑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來找你了。很奇怪嗎？”

“我明白了，我相信你是真心合作的，我馬上開始進行。”阿松莊重的說道。

阿松用手機給公司打了個電話，叫秘書小姐立即起草了一個書面文件然后分別傳真給他在歐洲的各個客戶，現在正是歐洲上午上班的時候，作為商人，阿松是分秒必爭的。

后來，我們又就一些具體的細節問題談了很久。我把三葵公司的法律文件交給阿松，讓他找律師把辦公地點遷移到他自己的公司。這樣會計就用阿松公司的就可以了，往來聯系電話傳真都可以用一套，這樣的企業模式在香港也是很普遍的。阿松對于我給予他的信任幾乎感激的不知說什么好。后來他拉我回到他的公司，阿松興奮的向他的部下介紹了我，并嚴肅的說，“司徒先生現在是我的老板，也是你們的老板，今后大家要加強配合。”

“不要這樣說，”我笑瞇瞇的回應道“我們是朋友，也是生意上大搭檔，今后香港的事情就仰仗各位同仁了，我在這里給大家作揖了！”

說完我雙手抱拳給公司的同事行禮。

阿松的公司是個小公司，以前和我合作的時候年營業額也不過1億多港幣，那時有七八個人，現在只剩下五個人了，可見這幾年阿松熬的很苦。也不知道阿松是怎么了這時突然宣布要給職員長5個賠深（5%）的人工，雖然不多但是大家激動的臉上笑開了花，所有的人都跑來和我握手，表示感謝，我楞了一下才明白這是阿松在向我表示他的誠意。

晚上阿松舉行了“盛大”的宴會款待我，公司的所有同事，他的太太、兩個女兒，還有幾個弟弟和太太以及他們的兒女都來了，幾年不見，他的大女兒都成了大姑娘了。阿松的老婆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吃的一口長齋，所以基本上只是客氣的坐了坐，我早就知道這個情況的，所以也不勉強，那天晚上，我們很開心，阿松說這樣的聚會已經幾年都沒有搞了，阿松拿出了一大把定單給我看，說是他下班前以前的客戶發來的，那些客戶聽說阿松又可以供貨了十分高興，看來這人的信用還真是管用，阿松的為人怎么說還是沒有問題的。我粗粗的看了看定單，有些紡織品、服裝類的我當時就圈定了價格，還有一些小五金、小家電的我要回去了解一下才可以回復對方，定單還不少，夠我干一陣子了。

我放下定單，舉起面前的茅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