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路程，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更加專注地觀察路況，甚至在張野停車確認方向時，主動拿起地圖研究。

我開始留意油表的刻度，計算著剩余的燃料還能支撐我們走多遠。

我開始在每次短暫休整時，不僅檢查自己的車輛，也繞著張野的車走一圈，看看輪胎氣壓，聽聽引擎有無異響。

張野似乎察覺到了我的變化，但他什么也沒說。

只是在一次我需要給輪胎放氣以增加在松軟雪地上的附著力時，他沉默地走過來，接過氣泵，動作熟練地幫我操作起來。

我們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無聲的默契。

他依舊是領航員，是決策的核心，但我開始嘗試分擔更多，試圖在他可能被悲傷吞噬的時候，成為那雙備份的眼睛，那雙以防萬一的手。

我不能讓他倒下，至少，在找到安寧之前，不能。

這種轉變并非出于單純的同情或責任，更是一種自保的本能，以及一種難以說的戰友之情。

我們一同經歷了狼群的環伺，一同在流沙中掙扎求生，一同在暴風雪中聆聽彼此的呼吸。

現在，又一同見證了生命中最沉重的告別。

在這片隔絕人世的無情荒原上，我們是彼此唯一的依靠。

下午，我們進入了一片更加復雜的地域，冰塔林隨處可見，巨大的冰川融水沖刷出的溝壑縱橫交錯。

車輛只能在巨大的礫石間艱難穿行，速度慢得令人心焦。

對講機里很久沒有聲音了。我忍不住按下通話鍵：“野哥，大概還需要多久能到他們可能活動的區域？”

那邊沉默了幾秒，才傳來張野沙啞的聲音：“按這個速度，如果不再遇到大麻煩，明天下午或許能接近他們衛星電話最后發出信號的大致范圍。但那只是大致范圍，誤差可能超過二十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