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巴群島海戰的勝利，迅速從電波、報紙和口耳相傳中，演變成一則震動四方的傳奇。

但對親身經歷了這場“傳奇”的詹姆斯?布雷默少將和他麾下的幸存者而，那不是神話，而是真真切切、深入骨髓的恐懼與恥辱。僥幸逃出生天的二十余艘聯軍艦船在孟加拉灣的風浪中顛簸，船上載滿了死里逃生的水兵和揮之不去的噩夢。那鋼鐵巨艦的輪廓、從天而降的毀滅之火、以及灘頭瞬間的死寂，成了許多人余生中無法擺脫的幻影。

而對于遠在千里之外，卻密切關注著這場戰事的各方勢力而，這則消息則意味著截然不同的東西。

香江島，金紫荊廣場附近一棟不起眼的灰色大樓里，《香江日報》的排版車間徹夜燈火通明。印刷機的滾筒發出有節奏的轟鳴，將油墨的香氣和新鮮的戰報一同傾瀉在發黃的新聞紙上。

次日清晨，“南洋大捷！我軍以寡敵眾，全殲來犯聯合艦隊！”的粗黑標題，便隨著報童清脆的叫賣聲，傳遍了特區的大街小巷、工廠學校和港口碼頭。

市民們爭相購買，識字的人大聲念誦，不識字的人圍在旁邊豎耳傾聽。當讀到“擊沉敵艦七艘”、“俘獲敵艦十八艘”、“斃傷俘敵近千”、“我軍民傷亡輕微”等字句時，人群中爆發出陣陣歡呼與感嘆。茶館酒肆里，人們眉飛色舞地談論著“鋼鐵戰艦的威風”和“榴彈炮的神威”，一種混合著自豪、安心與對未來無限憧憬的情緒，在特區上空彌漫。

這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勝利。它更像一劑強心針，注入了這個新生政權的軀體，讓“特區不可戰勝”的印象，在治下每一個百姓心中生根發芽。

幾乎在同一時間，在珠江口西側那座剛剛掛上“大英王國橫琴總督府”牌匾不久的建筑里，總督璞鼎查爵士卻面臨著截然不同的氣氛。

他狠狠地將一份剛剛送達的《澳門英文日報》摔在厚重的紅木辦公桌上。報紙頭版那關于尼科巴海戰慘敗的報道，像針一樣刺眼。

“蠢貨！一幫傲慢、無知、自取滅亡的蠢貨！”

璞鼎查的咆哮在空曠的辦公室里回蕩，嚇得幾名侍立的殖民官員屏息垂首，不敢發出半點聲響。他臉色鐵青，在鋪著波斯地毯的地板上來回踱步，皮鞋踩踏聲急促而沉重。

“特區如果是那么好招惹的軟柿子，我何至于像個被圈禁的囚徒一樣，縮在這個除了石頭就是爛泥的荒島上忍受煎熬？！”他猛地停下，指著窗外那片塵土飛揚、雜亂不堪的建筑工地，“看看！半年多了！除了這個勉強能住人的總督府和那個小碼頭，我們還建成了什么？！我的士兵像野人一樣住在帳篷里！這難道是我璞鼎查無能嗎？！”

他的憤怒并非全無道理。自《南京條約》換地后，他雄心勃勃地來到橫琴，企圖將這里建成遏制特區、輻射華南的新基地。然而，現實給了他冰冷的耳光。

最棘手的問題便是人力。珠江三角洲原本充沛的勞動力，仿佛一夜之間被抽干了。那些原本在田間地頭、碼頭貨棧討生活的精壯漢子，不是被特區優厚的移民條件吸引去了南洋，便是一聽到“給紅毛鬼做工”，哪怕報酬翻倍也搖頭拒絕，眼神里滿是警惕甚至仇視。

無奈之下，他只得請求馬來亞殖民當局，以近乎綁架的方式“輸送”了一批當地土著勞工。可這些語不通、技能生疏、且心懷怨懟的勞力，工作效率低得令人發指，還時常鬧出各種事端。工地的進展如同蝸牛爬行，計劃中的軍營、倉庫、炮臺、甚至像樣的道路都遙遙無期。

更讓他憋悶的是兩廣總督祁貢的態度。每當他試圖通過外交渠道施壓，要求清廷協助征募勞工時，那位封疆大吏總是一臉無奈地攤開雙手：“璞大人明鑒，非是本官推諉，實是民間勞力，多被香江特區以厚利募往南洋矣。貴國若需人手，何不……直接與特區商議？”

與特區商議？那無異于與虎謀皮，自取其辱！

璞鼎查深吸幾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憤怒解決不了問題，印度那幫蠢貨的失敗已成定局，他必須為英國、也為自己在遠東的未來尋找新的出路。

他的目光越過混亂的工地，投向北方遼闊的大陸。伶仃洋周邊，特區的勢力已然根深蒂固，難以撼動。但條約賦予英國的權益，不止于此。

“準備艦隊，”他轉身，對噤若寒蟬的副手吩咐，聲音恢復了慣有的冰冷與算計，“我們再去一趟南京。另外，清國皇帝不是正準備對海南用兵嗎？從倉庫里調撥三千支‘褐貝斯’燧發槍，三十門老式的六磅、九磅野戰炮，好好包裝一下。這次，我們要從清國皇帝的口袋里，掏出真金白銀，更要打開那扇我們渴望已久的大門。”

副官心領神會地點頭。那些倉庫里積壓的、在歐洲早已過時甚至淘汰的武器，對于仍處于冷***混用時代的清軍而，依然是難得的“利器”。用它們來換取更具戰略價值的實際利益，無疑是筆好買賣。

北京，紫禁城，養心殿。

道光皇帝的心情比璞鼎查還要糟糕十倍。他面前的御案上，堆著來自兩廣和雷州前線的一沓奏折，內容大同小異，不是“糧草籌措艱難”，就是“船只征集不力”，再不然就是“軍械朽壞，亟待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