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可以令吏治嚴明，戶部奏報有數，國庫漸豐，雖為嚴苛，然可救時弊。奈何后繼無人，貪腐復熾，徒將江陵之功盡付東流水。”

朱由校聽明白了，這不就等于是給每個部門安排好項目，定好期限，還要多部門互相監督，動不動就開除你，甚至還要治罪砍頭，這可比后世的公務員狠多了。

怪不得張居正死后，沒有一個人為他發聲，萬歷將他這位老師視為敵寇，大臣們也是紛紛贊同，將新政徹底推翻，導致人息政消。

李邦華亦接：“今朝廷若欲重振國計，當以江陵遺策為法。臣請陛下：

一則明諭中外，為張江陵平反正名；二則命戶部、工部重修黃冊、魚鱗冊，逐一丈量田畝，核實賦額。

三則令考成之法再行于百官，使地方不得上下其手，虛報逃避。四則嚴禁豪強寄籍，抑兼并之風，庶幾可救賦役之弊，固社稷之本。”

朱由校聞，眸光炯炯：“善！張江陵之法，固有失當處，然其大節未可詆毀。朕自當敕諭百官，昭雪江陵，昭示天下―朕不憚行其遺法，重整朝綱！”

說罷，他頓了頓“若國用不充，兵食不繼，縱有百萬勁旅，何以御敵？若豪強兼并不抑，田賦名存實亡，何以庇民？此皆江山社稷之大患。”

其實從后世的角度來講，張居正的改革是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是失敗的，就拿考成法來說，那個就相當于現代的kpi考核系統，每年、甚至細化到每個月給每個官員發“任務清單”，而六科給事中就相當于“hr專員”，按月核查，然后內閣再進行復核，如果有官員全年3次未達標，就會被直接開革。

這雖然極大程度的提高了官員的行政效率，但是在古代這個官員一手遮天的時代，不少地方官員為了完成自己的業績，會采取極端手段。比如為了讓自己的“賬面數字”好看，往往會層層攤派、加派雜捐，甚至逼迫百姓提前繳納。就像是后世有些公司為了業績，年底拼命沖刺、濫竽充數一般。

結果是：一方面，財政收入和軍費供應得以充盈；另一方面，基層百姓負擔驟增，苦不堪。

再加上張居正去世之后，朝廷內部黨爭再起，東林黨人視其為“斂財酷吏”，群起而攻之。地方上那些曾被張居正壓制的豪強大族，也趁機翻案，指責考成法的嚴苛與弊端。

于是，考成法雖在短期內收效顯著，卻也埋下了民間怨憤和吏治浮華的種子。終究，“成效”成了數字游戲，“政績”成了門面文章。

然而，張居正畢竟看到了明朝財政與兵備的危機，以鐵腕整飭，力圖挽救頹勢。這段歷史，既是明代的寫照，也是后世官僚體系永恒的困境――如何讓考核不淪為表面文章？如何讓吏治不成為百姓之災？

朱由校聽罷李邦華、方從哲的奏，也不免陷入沉思。他知道，若要繼承張居正之遺策，既要汲取考成法的長處，也要避免其激化矛盾的弊端。最要緊的，還是守住“為民請命”的初心，不使數字成為壓榨百姓的刀。

朱由校沉吟片刻，指出了此政的弊端：

“考成法雖然有助于提高朝堂效率，卻也有其流弊。地方官員為了考績達標，往往鋌而走險，搜刮民財，或虛報冒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導致這原本是為督促吏治、整肅朝綱的利器，反倒成了苛政橫行、民不聊生的禍根。

“再者，考成法本意在于令吏治有章可循，按月考核、按年定功，六科給事中又時時督察。然因制度過于嚴苛，稍有差池，官員即有貶黜、罷斥之虞。久而久之，朝野上下，惟恐考成不合，遂生事功浮夸、報喜不報憂之風。政績雖在紙面光鮮，實則掩蓋民間疾苦，釀成了基層官吏的“數字政績”，而非“民生政績”。”

朱由校語聲低沉，似自自語：“考成法，猶如雙刃之劍。若無良吏奉公，便是酷吏催科；若無圣主明察，便是粉飾功績。然其初衷，仍為國計民生，不可全廢。”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