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九年的寒冬，是以一樁震動朝野的血案拉開序幕的。

內衛指揮使駱養性忠實地執行了皇帝“先斬后奏”的密旨，而第一刀，便以最酷烈的方式，砍向了漕運線上最大的一顆毒瘤——把持漕運關鍵節點多年、貪墨無數且與江南頑固派及晉商往來密切的漕運參將，姜瑄。

行動是在子夜時分進行的。

內衛精銳突襲了姜瑄位于運河畔的別院。

沒有警告，沒有審訊，在短暫的、激烈的抵抗后，姜瑄及其圈養的數名亡命護院被當場格殺。

駱養性親自監督，從別院密室中起出了數額驚人的金銀珠寶、與江南及晉商往來的密信，以及幾份涉及漕糧“漂沒”、克扣軍餉的隱秘賬冊。

次日清晨，姜瑄的人頭被高懸于運河碼頭的旗桿之上，隨同張貼的，還有其部分罪證的摘要。

一同被處置的，還有兩名與姜瑄勾結最深的漕運千總。

消息如同凜冽的寒風，瞬間吹遍了運河兩岸，也以最快的速度傳回了北京和南京。

北京皇極殿內，當有官員戰戰兢兢地奏報此事，并隱晦質疑內衛“濫用職權，有違律法”時，朱由檢只是面無表情地聽著，隨后用冰冷的語氣說道：“姜瑄通虜資敵，罪證確鑿，駱養性秉公執法，何錯之有？再有為其鳴冤者，可視作同黨論處。”

滿殿寂然。

皇帝的態度如此明確且強硬，加上那懸首示眾的殘酷手段，讓所有還想借此攻訐沈淵和內衛的人，都不得不掂量一下自己的脖子是否足夠堅硬。

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開始在朝堂蔓延。

他們意識到，此時的皇帝，已非登基之初那個可以被文官集團輕易影響的少年天子，其手段之狠厲，心志之堅決，遠超想象。

而在南京，恐慌的情緒更加濃郁。

姜瑄的死，不僅僅是一個貪官的伏法，更是一個清晰的信號——北廷的刀，已經毫不留情地砍了下來，并且完全不顧及所謂的“官場規矩”和“士林體面”。

那份被公布的罪證摘要，雖然隱去了江南方面的具體人名，但其中提及的“南帛千金”、“吳鹽萬引”等字眼，無不指向江南。

之前還在密室中叫囂“不若拼個魚死網破”的某些人，此刻也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他們開始真正審視，與那個擁有內衛、新軍和恐怖新式武器的北廷正面對抗，勝算究竟有幾成。

一部分家族開始緊急收縮產業，將子弟送往更偏遠的鄉下避禍。

裂痕，在恐懼的催化下，進一步擴大。

就在江南陷入一片恐慌與混亂之際，皇太極策動的“騷擾”如期而至。

一支約五千人的后金偏師，在貝勒莽古爾泰的率領下，利用冬日內長城守軍警惕性稍降的時機，突然破口，入寇京畿西北的昌平州，威脅皇陵！

警報傳來，京師震動！

皇陵乃國本象征，若有閃失，政治影響極其惡劣。

朱由檢勃然大怒，嚴令孫承宗、滿桂即刻督軍迎擊，務必全殲來犯之敵，不得使其驚擾陵寢。

然而，莽古爾泰極其狡猾，他不與明軍主力硬碰，而是利用騎兵機動性，不斷迂回穿插，試圖繞過阻擊線，直撲天壽山明皇陵區域。

明軍步兵為主的部隊追之不及，形勢一度危急。

就在此時，周遇吉接到了沈淵通過內衛系統直接下達的密令：“率新軍第一標及直屬炮隊，攜‘新式器械’，疾馳增援，務求速戰速決，揚我軍威！”

周遇吉心領神會，立刻率領經過嚴格挑選、忠誠度最高的兩千新軍精銳，攜帶了數門以帆布嚴密包裹的“特殊裝備”，輕裝疾進，終于在昌平城北一處名為“虎峪”的谷地，堵住了莽古爾泰的主力。

后金軍見來的明軍人數不多，且陣型似乎與以往不同，并未太過在意，依舊試圖以騎兵沖擊，迅速擊潰這支攔路之敵。

然而，迎接他們的，是遠超想象的毀滅風暴。

當后金騎兵進入三百步距離，新軍陣中那幾門被帆布覆蓋的“重炮”露出了真容——正是經過進一步改進的“飛雷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