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五年的海風，似乎帶著與往年不同的咸濕氣息。

在穩固了遼東防線、初步壓制了朝堂反對聲音后，沈淵終于將醞釀已久的宏大戰略推向了前臺。

全面調整海洋政策，為大明開啟一個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

這一日的平臺召對，議題直接而震撼。

沈淵在分析了遼東、蒙古乃至陜西的局勢后，話鋒一轉，指向了懸掛在墻上的那幅簡陋的《坤輿萬國全圖》。

“陛下，諸位大人，”沈淵的聲音沉穩而有力，“我大明之憂，看似在陸，實則亦在海。東南財賦，半賴海運商貿，然禁海之策，猶如自縛手腳，將萬里海疆之利，拱手讓于西夷、倭寇！如今紅毛夷（荷蘭）竊據臺灣，騷擾閩浙；葡萄牙人盤踞澳門，壟斷商路。長此以往，非但利權外流，海防亦將洞開！”

他指著地圖上廣袤的海洋和那些標注著模糊名稱的陸地：“西洋諸國，船堅炮利，遠渡重洋，競逐于四海，開拓殖民地，掠奪金銀，其國勢日盛！而我天朝上國，卻困守陸疆，坐視海權旁落，此非長治久安之道！”

“臣請陛下，明詔天下：有限度放開海禁，于登萊、泉州、廣州三地設立‘市舶總督衙門’，專司海外貿易、海軍建設及涉夷事務！

鼓勵官督商辦，建造大型遠洋海船，組織船隊，南下西洋，東渡日本，乃至探索更遙遠的‘殷洲’（美洲）、‘澳州’！與西夷爭利于海上，揚我國威于萬里波濤！”

此一出，即便是在座的孫承宗、徐光啟等支持改革的重臣，也不禁面露驚容。

放開海禁，這是動搖祖制的大事！牽扯的利益錯綜復雜，引發的后果難以預料。

“沈閣老，”一位閣臣忍不住質疑，“海禁乃太祖高皇帝所定，以防倭患，維系海疆安寧。

如今貿然放開，若倭寇再起，海疆不靖，且與民爭利之謗，又如何應對？”

“大人所，乃昔日之見！”沈淵早有準備，“昔日倭患，多因沿海貧民失所，兼有豪強勾結。如今我朝若主動開海，設官管理，規范貿易，則良民可得生計，豪強無所遁形。且我登萊水師，已有新式炮艦，何懼區區倭寇？至于與民爭利……”

他頓了頓，語氣加重，“乃是與國爭利，與西夷爭利！將原本被zousi集團和西夷竊取的巨額利潤，收回國有，充盈國庫，以資遼餉、練新軍、興百業！此乃富國強兵之必由之路！”

他進一步拋出了更具誘惑力的藍圖：“據西人所載，殷洲有高產作物如山芋、苞谷（玉米），畝產數倍于我稻麥！有巨量銀礦，如波托西（秘魯），歲出白銀數百萬兩！若我得其種、控其礦，何愁糧餉不濟？何懼建虜、流寇？”

糧食和白銀，這兩個最能打動明朝君臣的詞匯，讓在場所有人都為之動容。

朱由檢更是目光灼灼，他能“聽”到沈淵心中那份對廣闊世界的認知并非虛，那份通過海洋爭奪全球資源的野心，雖然驚人，卻邏輯清晰，利益誘人。

“陛下！”沈淵最后總結，“陸地之爭，我已與建虜、流寇陷入膠著。而海洋，則是一片尚未被充分爭奪的藍海！誰掌握了海洋，誰就掌握了未來的命脈！我大明若能搶先一步，則未來天下之格局，必將由我華夏書寫！”

朱由檢的內心經歷了激烈的斗爭。

開海之議，風險巨大，必將招致守舊勢力，尤其是與現有zousi貿易、漕運利益相關的江南集團的瘋狂反撲。

但沈淵描繪的圖景——那無盡的財富、高產的作物、以及超越陸上困局的戰略機遇，實在太具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他“聽”得到沈淵那份超越時代的洞察力與篤定。

“朕意已決！”朱由檢終于拍板，“祖宗成法，亦當因時制宜！開海通商，勢在必行！然，需穩妥推進。”

最終決議：

設立

“總理海防通商事務衙門”

（簡稱海權司），由沈淵兼領，孫元化、徐光啟等協理，統籌一切開海事宜。

首批開放登州（主要面向朝鮮、日本及北洋航線）、泉州（面向南洋、西洋航線）為通商口岸，廣州暫緩，以觀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