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通過格物院，在京畿皇莊、山東登萊、陜西部分地區，建立“番薯、玉米、土豆推廣試驗田”，由朝廷提供種苗并派遣專人指導種植。他不再僅僅強調其“救荒”作用，更向地方官闡述其“不爭良田、畝產極高”的戰略價值，試圖改變北方農業結構，提升糧食總產量。

皇明格物院的職能拓展：

在沈淵的規劃下，格物院不再是少數精英的“雅集”，而是分為“理論部”（數學、物理、化學原理研究）、“應用部”（軍工、農具、水利、紡織技術研發）和“勘測部”（地理、礦藏勘探）。他要求徐光啟組織力量，系統編譯《泰西水法》、《遠西奇器圖說》等著作，并開始著手編寫《大明農政全書補遺》、《格物基礎》等普及性教材，旨在培養一批具備新知識的技術官僚和工匠。

這一系列動作，不可避免地觸動了根深蒂固的舊利益格局。

以成國公朱純臣、襄城伯李守锜為首的勛貴集團，以及與漕運、鹽政利益攸關的部分江南籍官員，迅速聯合起來。

他們的攻擊不再局限于道德層面，而是指向沈淵改革的“核心”。

“沈淵更易祖制，妄行標準化，致使工匠怨聲載道，軍工質量反降！”

“信用債實為盤剝商賈，與國爭利，長此以往，商旅不通，國用何依？”

“格物院所行，盡為奇技淫巧，浪費國帑，蠱惑人心，于治國平天下無半分益處！”

奏疏如雪片般飛入通政司。這一次，攻擊更加具體，也更具威脅。

然而，沈淵并非孤軍奮戰。

孫承宗憑借其威望，在軍事改革上為他提供了堅實后盾。

徐光啟、孫元化等務實派官員，則成為其在科技與農業推廣上的得力臂助。

更重要的是，朱由檢通過“讀心”能力，能清晰地分辨出哪些是出于公心的憂慮，哪些是源于私利的攻訐。

他對沈淵的信任，在一次次成功的實踐和清晰的戰略規劃中，變得愈發堅定。

面對洶洶物議，朱由檢在一次平臺召對中，當著眾臣的面，將一份由軍械司出具的、對比新舊工藝下火銃修復效率和成本的詳細報告，擲于御案之上。

“諸卿皆新法不可行，靡費國帑。那誰來告訴朕，為何采用新法后，京營火銃完好率提升了三成？修復時間縮短了一半？為何朕的內帑，反而因此節省了數千兩銀子？”

皇帝的聲音冰冷，“若有人能拿出比沈先生更省時、省銀、更能強軍的法子，朕現在就用他！若拿不出，便休再空阻撓實務！”

皇帝的強硬態度，暫時壓制了朝堂上的明面攻擊。

但沈淵和朱由檢都清楚，暗流只會更加洶涌。維新之路，注定布滿荊棘。

北京保衛戰的勝利，為大明贏得了一絲喘息之機。

而沈淵所推動的這場涉及軍事、經濟、民生、科技的全面維新，則試圖利用這寶貴的時機，為這個垂老的帝國注入新的活力，扭轉其沉淪的命運。

工業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在古老帝國的腹地點燃，盡管微弱，卻頑強地尋求著燎原之勢。

_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