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七年的春天，并未給大明帝國帶來多少暖意。

沈淵的“開源三策”如同投入滾油的三瓢冷水，在帝國僵滯的軀體內激起了劇烈而危險的沸騰。

新舊勢力的角力，從朝堂的奏章攻訐，迅速蔓延至更廣闊、也更血腥的戰場。

派往揚州漕運樞紐的審計小組，由一位以剛直不阿著稱的御史和數名內衛精銳組成。

他們甫一抵達，便遭遇了堪稱教科書級別的軟抵抗。

漕運衙門的賬冊“意外”被水浸毀，關鍵吏員“恰好”染病告假，負責倉庫的老吏一問三不知。

小組的行動處處掣肘，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

然而，內衛的暗線早已悄然啟動。

他們避開官方渠道，從底層漕工、破產小商戶乃至青樓楚館中，搜集到大量零碎卻關鍵的證據：記錄著真實損耗與“漂沒”差額的私賬、標注著各級官員分潤比例的密信副本、乃至某些漕運官員與沿河豪強宴飲嫖賭的丑聞。

就在審計小組準備根據這些線索采取進一步行動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發生了。

那名帶頭御史在乘船勘察河道時，座船竟在風平浪靜中傾覆，御史本人溺水身亡，隨行的兩名內衛一死一傷！

消息傳回，朝野震驚！

這已不再是官場傾軋，而是赤裸裸的謀殺！

朱由檢聞訊暴怒，他能“聽”到江南那片土地上傳來的、混合著貪婪與殘忍的心聲。

沈淵則更加確信，舊勢力的反撲已然圖窮匕見。

“陛下，此風不可長！必須用更堅決的手段，撬開這道鐵幕！”

他建議動用魏忠賢留下的“遺產”——那份關于某些江南籍貫、且與漕運鹽政利益攸關的朝中官員的隱秘罪證。

朱由檢略一沉吟，最終點頭。

很快，都察院突然發難，依據“確鑿證據”，連續彈劾了兩名戶部郎中、一名禮部侍郎，罪名涉及貪墨、瀆職、包庇親屬侵占田產等。

雖未直接觸及核心，但足以讓朝中與江南關系密切的官員人人自危，暫時不敢再明目張膽地為江南勢力張目。

同時，朱由檢下旨，擢升那名幸存的內衛為千戶，增派精銳，重組審計小組，由暗轉明，強勢進駐漕運衙門，宣稱“遇阻則斬，遇襲則剿”！

一場圍繞著漕運命脈的審計風暴，在血色的警示后，以更加強硬的姿態，再次刮起。

與此同時，登萊的海事債券認購卻出人意料地火爆。

晉商和部分敢于冒險的徽商，被高額的浮動利息和優先投資權所吸引，資金開始源源不斷匯入海權司的賬戶。

孫元化利用這筆資金，加速了新型遠洋船只的建造，并開始規劃第二支，規模更大的東渡探險船隊，目標直指傳聞中蘊藏著巨量白銀的“金山”（北美西海岸）。

然而，潛在的危機依然存在。

債券的高收益建立在探險成功和高額貿易利潤的預期上，一旦船隊遭遇不測，或者貿易利潤不及預期，這建立在沙灘上的信用大廈可能瞬間崩塌。

沈淵深知這一點，他嚴令孫元化，必須做好充分的航行準備和風險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