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的重新起用，如同一劑強心針，注入了殘破不堪的遼西防線。

這位曾令皇太極忌憚不已的宿將，盡管頭上戴著“戴罪立功”的緊箍咒，但一旦回到他熟悉的戰場，那份屬于統帥的果決與狠辣便再次顯現。

袁崇煥抵達山海關后，并未急于與后金尋求決戰。

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以雷霆手段整肅軍紀。

憑借其舊日威望和皇帝授予的尚方劍，他連續斬殺了三名畏敵如虎、克扣軍餉的參將、游擊，其中一人甚至是祖大壽的舊部。

此舉頓時震懾全軍，一掃大凌河敗后的頹靡之氣。

緊接著，他摒棄了以往被動守城的思路，轉而采取更積極的“堡壘推進，步步為營”策略。他并未大規模征發民夫，而是利用沈淵從“信用債”中擠出的專項經費，雇傭流民和部分軍戶，在錦州、寧遠外圍的關鍵節點，搶修、增筑了一系列小型火器堡壘（棱堡雛形）。

這些堡壘相互呼應，配置以登萊運來的新式火炮和京營調撥的標準化火銃，形成交叉火力網。

同時，他大量招募遼人組建“土營”（工程兵），專門負責挖掘壕溝、設置障礙，極大地增強了防御的韌性和層次。

皇太極聞訊，曾派兵試探性攻擊，但在明軍嚴密的堡壘體系和兇猛的火力面前，損兵折將，無功而返。

后金軍發現，眼前的明軍似乎與以往不同，雖野戰能力依舊不如己方，但依托工事和火器的防守卻變得異常難啃。

袁崇煥用最務實的方式，暫時穩住了搖搖欲墜的遼西防線，為“武銳新軍”的成長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遼東的暫時穩定，讓朱由檢和沈淵得以將更多精力投向內部，尤其是關乎改革命脈的財政問題。

隨著“武銳新軍”規模的擴大、格物院研究的深入以及各地以工代賑的持續，僅靠“信用債”和抄沒勛貴的家產已難以為繼。

改革，必須觸及帝國真正的經濟根基——稅制與商貿。

沈淵深知，直接改革全國性的田賦（“遼餉”等三餉已讓百姓苦不堪）風險太大，他選擇了一個相對巧妙，但同樣阻力巨大的切入點：改革東南鈔關（關稅）與市舶司（海外貿易管理），并嘗試推行“鹽引折色”。

鈔關與市舶司整頓：

他奏請朱由檢，派遣由內衛、戶部清吏及少數支持改革的年輕御史組成的“東南稅計核查小組”，分赴揚州、杭州、泉州、廣州等主要鈔關和市舶司。明面任務是“厘清舊賬，規范征收”，實則暗中調查貪腐、評估實際貿易量，為后續改革獲取第一手數據。此舉直接觸動了東南沿海官僚與豪商集團的利益，抵觸情緒極大，調查工作舉步維艱。

鹽引折色試點：

沈淵提出，在長蘆、山東兩個相對容易控制的鹽場進行試點，允許鹽商在繳納部分現銀（“折色”）后，即可獲得相應鹽引，并簡化領取手續。目的是減少實物運輸的損耗和官吏層層盤剝的空間，增加朝廷現銀收入，并嘗試打破鹽引被特定商人壟斷的局面。此議一出，不僅把持鹽利的官員反對，連許多依附于舊鹽法的晉商、徽商也紛紛表示不滿。

面對沈淵伸向錢袋子的手，以江南士紳為首的反對勢力，展現出了比北方勛貴更“文雅”卻也更難纏的反擊手段。

他們不再進行激烈的朝堂抗爭，而是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軟抵抗：

經濟施壓：

東南的商人們開始有意放緩貨物周轉速度，造成市面銀根短暫緊縮，一些與內廷供應相關的奢侈品價格出現波動，試圖以此向宮廷傳遞“改革擾民”的信號。

輿論造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