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中旬，京城女子學堂的晨讀聲格外響亮。百余名家穿青布裙的女子端坐在教室里，跟著“女先生”念誦《女誡》選段，指尖還在沙盤上練習寫字——這是靈瑤三年前牽頭創辦的第一所女子學堂，如今已成為全國女學推廣的“樣板間”。而此刻，靈瑤正站在學堂后院的議事廳里，手里攥著一張《全國女子學堂推廣規劃圖》，圖上用紅筆圈出的待建學堂地點，從直隸延伸到江南，再到西南的四川，密密麻麻連成一片。

“母妃說，南洋需要‘物資’應對隱患，女學推廣積分快，還能讓更多女子識字明理，這是兩全其美的事。”靈瑤對著趕來的十名“女學督導”說，她們都是最早從學堂畢業、又在南洋教過部落女子識字的能手，“咱們分五隊走，每隊帶20套教材、10塊沙盤，務必在十月初前，讓全國女子學堂達到50所，學員突破5萬人。”

督導們齊聲應下，靈瑤又補充道：“遇到地方不配合的，別硬爭——跟他們說，女子識字能幫家里記賬、教孩子讀書，還能紡出更精細的布，能幫地方添民生、增賦稅，比空講道理管用。”

第一隊：直隸推廣——樣板引路快落地

直隸離京城最近，卻也最保守。督導林氏帶著隊伍到保定府時，知府周大人直接搖頭：“女子無才便是德，開什么學堂？別給地方添亂！”

林氏沒急著反駁，而是請周大人去京城的女子學堂“觀摩”。當周大人看到學堂里的女子不僅會識字，還能算賬、寫家書，甚至幫農戶記錄收成時，臉色漸漸緩和。靈瑤趁機趕來，遞上一本《直隸女學民生賬》：“周大人您看，京城學堂的女子，去年幫周邊農戶寫了3000封家書、算清了200筆田租賬，農戶們都夸‘女先生’管用。保定府若是開了學堂，既能讓女子有出息，還能幫您分擔民生瑣事，何樂而不為？”

周大人看著賬本上的明細，終于松了口：“那就先開3所學堂，試試效果。”

短短十日，保定府的3所學堂就招滿了學員——有農戶家的女兒，有商戶家的媳婦，甚至有退休官員的夫人。林氏帶著督導們白天教識字、算算術，晚上教紡線、織布，學堂里的笑聲傳遍了保定府。到九月底，直隸共開設12所學堂，學員達1。2萬人，成為全國推廣最快的地區。

第二隊：江南拓荒——柔化觀念破阻力

江南文風盛，卻也最重“女子主內”的舊俗。督導蘇氏到蘇州時，鄉紳們聯合起來反對：“咱們江南女子，學針線就夠了，識字有什么用？難不成還能考科舉？”

蘇氏沒跟他們爭辯，而是在蘇州最熱鬧的碼頭開了個“臨時課堂”——她帶著兩名女先生，一邊教過往的女子識字，一邊幫她們寫家書、算工錢。船家王大娘的女兒跟著學了三日，就幫母親算清了半年的船租賬，還寫了封信給在外打工的丈夫，王大娘逢人就夸：“女學堂好！我家閨女現在能幫我管賬了！”

消息傳開，越來越多的女子來臨時課堂學習，鄉紳們的反對聲漸漸小了。靈瑤又請江南織造曹大人幫忙——曹大人的女兒早就想進學堂，他順勢牽頭，在蘇州、杭州、南京開設了15所學堂，還捐了200兩銀子買教材。到十月初，江南的女學員突破2萬人，不少商戶還主動送女兒來學堂，“學了識字算算術，將來能幫家里管鋪子”。

第三隊：四川攻堅——偏遠地區補空白

四川偏遠，很多地方連男子學堂都少，更別說女子學堂。督導趙氏帶著隊伍到成都時，連找個辦學堂的屋子都難——地方官說“沒經費”，農戶說“女子要干活，沒時間學”。

趙氏沒氣餒，她帶著督導們先去鄉下幫農戶干活——白天幫著插秧、紡線，晚上就在農戶的院子里開“夜校”，用樹枝在地上寫字，教女子們認“田”“米”“錢”這些常用字。農戶李二嫂跟著學了半個月，就能自己記收成賬，她激動地說：“以前都是讓漢子記，他總記錯，現在我自己記，清清楚楚！”

李二嫂的例子傳開后，越來越多的農戶愿意讓女子去夜校。趙氏又找到成都知府，說：“女學堂不用朝廷出經費，咱們讓學員們紡些細布，賣了錢就能買教材；女子學了識字，還能幫著宣傳朝廷的好政策，比派衙役去說管用。”知府聽了心動，不僅給了一間舊祠堂當學堂，還派了兩名衙役幫忙維護秩序。到十月初，四川雖只開設了8所學堂，卻覆蓋了成都、重慶、綿陽等偏遠地區，學員也有8000人，填補了西南女學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