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沉默。

又是沉默。

“艾爾肯，”阿里木突然叫了他的名字，“你恨我嗎？”

艾爾肯沒有馬上回答。他看著阿里木的臉，看著那張從小看到大的臉。小時候他們一起在田埂上跑，一起在葡萄架下乘涼，一起用彈弓打麻雀。阿里木的彈弓打得比他準，每次都是阿里木打中了，他去撿。

“我不恨你，”艾爾肯說，“但我也不會原諒你。”

阿里木點了點頭，像是早就預料到了這個答案。

“你知道嗎，”他說，“我在國外那幾年，每天晚上都會夢到老家。夢到你爸。他總是站在門口，一句話不說，就那么看著我。”

“然后呢？”

“然后我就醒了。醒了之后，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著。我就想，如果我沒出國呢？如果我當年留下來呢？會不會……”

他沒說完。

艾爾肯等了一會兒，見他不說了，便問：“你愿意配合嗎？”

阿里木抬起頭：“你是說……”

“你的上線，還有一些沒交代清楚。資金鏈條，還有幾個環節沒弄明白。你配合得越徹底，對你的處理就會越從寬。”

阿里木盯著艾爾肯看了很久。

“艾爾肯，”他說，“我配合，不是為了從寬。”

“那是為什么？”

阿里木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曾經在鍵盤上敲出無數行代碼，曾經在屏幕上操控無數條信息。現在，這雙手空空的，什么也握不住。

“我想……贖罪。”他的聲音很輕，“雖然我知道，有些事，贖不清。但我至少……要做點什么。”

艾爾肯站起身來。

“我會把你的話轉達上去。”

他走到門口，突然停住了腳步。

“阿里木。”

“嗯？”

“小時候，我爸確實說過你腦子活。但他還說過另一句話，你不知道。”

“什么？”

艾爾肯回頭看了他一眼：“他說，聰明人最怕的，就是把聰明用錯了地方。”

說完，他推門出去了。

阿里木坐在那里，良久沒有動彈。

（8）

趙文華的案子移交檢察院的那天，烏魯木齊下了一場大雨。

艾爾肯站在窗前，看著雨水順著玻璃往下流。

林遠山走過來，遞給他一杯咖啡：“想什么呢？”

“沒什么。”艾爾肯接過咖啡，沒喝，“老林，你說，趙文華這種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林遠山靠在窗邊，也望著窗外的雨：“我跟你說個故事吧。”

“什么故事？”

“十幾年前，我還在部隊的時候，抓過一個泄密的參謀。那小子，軍校畢業，一表人才，前途無量。但他愣是為了兩萬塊錢，把一份機密文件賣給了境外間諜。”

“然后呢？”

“審訊的時候我問他，你缺這兩萬塊錢嗎？他說不缺。我問他那你為什么要干？你猜他怎么說？”

“怎么說？”

林遠山嘆了口氣：“他說，他覺得那份文件沒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一些數據嘛，賣了又能怎么樣？他覺得……保密制度太小題大做了。”

艾爾肯沉默了。

“趙文華也是一樣，”林遠山繼續說，“這種人，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是覺得規則不適用于自己。他們總覺得自己比別人聰明，比別人特殊，所以別人要遵守的規矩，他們可以例外。”

“這種想法……挺可怕的。”

“所以我說啊，”林遠山拍了拍艾爾肯的肩膀，“咱們干這一行，最重要的不是抓多少間諜。最重要的是——”

他停頓了一下。

“是什么？”

“是讓每個人都知道，沒有人可以例外。沒有人可以凌駕于國家安全之上。不管你是教授，是專家，還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艾爾肯點了點頭。

窗外的雨漸漸小了，云層的縫隙里透出一絲陽光。

（9）

法庭上的趙文華，比審訊室里的趙文華更加狼狽。

法庭上的趙文華，比審訊室里的趙文華更加狼狽。

他的律師坐在旁邊，臉色也不太好看。證據太確鑿了，確鑿到幾乎沒有辯護的空間。

但趙文華還是在辯。

“我再次強調，”他站在被告席上，聲音有些發抖，“我所從事的，都是正常的學術交流活動。那些資料，并非我主動泄露，而是在學術研討過程中無意間——”

公訴人打斷了他：“被告人，請正面回答問題。這份資料，”公訴人舉起一沓文件，“編號為某某某，密級為機密，是否由你拍攝并通過加密郵件發送至境外郵箱？”

趙文華的嘴唇動了動：“是，但是——”

“沒有但是。你承認就夠了。”

旁聽席上坐著幾個趙文華以前的同事。他們的表情各異，有震驚，有不解，也有一種隱隱的幸災樂禍。

艾爾肯也坐在旁聽席上。他不是來看熱鬧的，他是來做證的。待會兒他要上去，把偵查過程中發現的一些情況向法庭陳述。

但他的心思并不完全在法庭上。

他在想娜迪拉。

昨天，周敏告訴他，關于娜迪拉的處理意見已經定下來了。鑒于她的主動投案和重大立功表現，上面決定不對她提起訴訟，而是以遣返的方式處理。

“她會被送回哈薩克斯坦？”艾爾肯問。

周敏搖了搖頭：“她沒有哈薩克斯坦國籍。她用的那個身份是偽造的。實際上，她可能根本沒有任何國籍。”

“那她怎么辦？”

“我們會安排她去一個第三國。具體是哪里，我不能告訴你。她會有新的身份，新的生活。”

艾爾肯沉默了一會兒：“她……說什么了嗎？”

周敏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種復雜的意味：“她說，謝謝你們給她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就這些？”

“就這些。”

（10）

案子審完的那天晚上，艾爾肯去了媽媽的馕店。

帕提古麗正在馕坑邊忙活，臉被火光照得通紅。她看到兒子進來，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艾爾肯，吃飯了沒有？”

“吃了。”

“騙人。”帕提古麗用圍裙擦了擦手，“我看你的臉色就知道你沒吃。坐下，我給你熱抓飯。”

艾爾肯沒爭辯，乖乖坐在葡萄架下的石桌旁。

馕坑里的火還在燒，偶爾發出噼啪的聲響。晚風從葡萄葉間穿過，帶來一陣清香。

帕提古麗端來一盤抓飯，又端來一碗酸奶。她坐在兒子對面，看著他吃飯。

“媽，”艾爾肯吃了幾口，突然開口，“您還記得阿里木嗎？”

帕提古麗的手停頓了一下。

“記得。”她的聲音很平靜，“那個小時候老跟你一起玩的孩子。后來出國了，對吧？”

艾爾肯點了點頭。

“他怎么了？”

艾爾肯沒說話。他低著頭，一粒一粒地揀著米飯。

帕提古麗看了他一會兒，嘆了口氣：“是不是……出事了？”

“嗯。”

“多大的事？”

艾爾肯還是不說話。

帕提古麗站起身來，走到兒子身邊，把手放在他肩膀上。

“艾爾肯，”她說，“你爸在的時候，常跟我說一句話。他說，干咱們這一行的——”

“我知道，”艾爾肯打斷她，“他說干咱們這一行的，不能有私心。”

“不是這句。”帕提古麗搖了搖頭，“他說，干咱們這一行的，最難的不是抓壞人，而是看著好人變成壞人。”

艾爾肯抬起頭來，看著媽媽的臉。

那張臉已經布滿了皺紋，但眼睛還是那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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