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提醒一個原則：國家不應該只服務于富人的利益。”
“我在提醒一個原則：國家不應該只服務于富人的利益。”
“國家服務于國家的利益，”國王冷冷地說，“而目前，國家的利益是通過印度貿易積累財富，增強實力。葡萄牙不能永遠是小國，杜阿爾特。我們需要軍隊，需要艦隊，需要影響力。這些都需要錢。”
對話結束后，杜阿爾特感到徹底的孤獨。他意識到，自己試圖從內部改變系統的努力基本失敗了。權力邏輯壓倒了一切：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短期利益壓倒長期可持續性，少數人的財富壓倒多數人的福祉。
那天晚上，里斯本下起了雨。杜阿爾特沒有乘車，步行穿過城市。他走過新建的豪宅區，窗戶里燈火通明，宴會音樂飄出；走過碼頭區的貧民窟，那里黑暗潮濕，孩子們赤腳在泥濘中奔跑。
兩個葡萄牙，在一個城市里，被無形的墻分隔。
回到家，貝亞特里斯坦在書房等他，桌上放著熱茶。“我聽說委員會的結果了。”
“我失敗了。”
“但你嘗試了，”貝亞特里斯握住他的手，“而且你讓那些人不得不公開反對改善工人待遇。這在輿論中會留下印記。”
“輿論？”杜阿爾特苦笑，“誰在乎輿論？富人有財富，窮人有不滿，但權力在中間，只在乎平衡。”
貝亞特里斯坦沉默片刻，然后說：“今天收到薩格里什的信。若昂在航海學校的星象比賽中得了第一。菲利佩和伊莎貝爾……他們決定結婚了。簡單的儀式，就在薩格里什小教堂。”
好消息，但在這個夜晚，感覺遙遠而不真實。杜阿爾特想起父親，想起恩里克王子，想起那些最初的日子——那時航海是夢想，是探索，是連接世界的渴望。現在，它主要是生意，是利潤計算，是權力游戲。
“我想辭職，”他突然說，“回薩格里什，教書，寫回憶錄，培養下一代真正的航海家。”
“如果你現在辭職，他們會說你是因為改革失敗而賭氣退出，”貝亞特里斯坦理智地說，“而且接替你的會是完全信奉利潤至上的人。至少現在，你還能在關鍵決策上施加一些影響。”
“微乎其微的影響。”
“但總比沒有好。”
爭論又回到原點。兩人都累了，不僅是身體的疲憊，更是靈魂的疲憊。
窗外，雨停了，里斯本的燈火在濕漉漉的街道上倒映。這座城市從未如此富有，也從未如此分裂。
杜阿爾特想起在印度看到的那些古老文明。它們曾經輝煌，然后衰落。衰落的原因往往不是外敵入侵，而是內部腐蝕：貪婪、不公、遺忘初心。
葡萄牙會走上同樣的路嗎？在到達巔峰時，開始下滑？
他沒有答案。只有沉重的問題，和越來越少的希望。
六、薩格里什的婚禮與警告
1470年春天，伊莎貝爾和菲利佩在薩格里什小教堂結婚。儀式簡單溫馨，只有家人、朋友和航海學校的同事參加。伊莎貝爾三十五歲，菲利佩五十二歲——遲到的結合，但因此更加珍貴。
杜阿爾特和貝亞特里斯坦從里斯本趕來。若昂十三歲，已經是個有自己想法的少年，堅持要留在薩格里什繼續學習，而不是隨父母回里斯本。
“我想成為航海家，”男孩說，“但不是為了財富，而是為了知識。像爺爺那樣，像菲利佩叔叔那樣。”
婚禮上，萊拉七十五歲，坐著輪椅參加。她的眼睛幾乎失明，但聽力依舊敏銳。當神父宣布菲利佩和伊莎貝爾結為夫妻時，她流下了眼淚。
“貢薩洛會高興的，”她對杜阿爾特說，“他知道菲利佩會成為家庭的一部分。那個從風暴中救下的男孩，現在成了我們的家人。”
儀式后的慶祝在航海學校的庭院舉行。月光，海風，簡單的食物，真誠的祝福。與里斯本的奢華宴會相比，這里樸素得多，也真實得多。
菲利佩在祝酒時說：“我和伊莎貝爾決定不要孩子。不是因為我們不能，而是因為我們想把精力和愛給予更多年輕人——那些來到薩格里什學習航海的年輕人。他們將是我們的遺產。”
掌聲中，杜阿爾特感到一種混合的情緒：為妹妹高興，但也為自己悲哀。菲利佩和伊莎貝爾選擇了一條純凈的道路：留在薩格里什，遠離權力和財富的腐蝕，專注于傳承真正的航海精神。而他自己，被困在里斯本的鍍金牢籠里。
慶祝活動進行到一半時，一個信使匆匆趕來，交給杜阿爾特一封加急信件。是國王的命令：立即返回里斯本，討論“印度貿易的緊急事務”。
“現在？”貝亞特里斯坦皺眉，“婚禮還沒結束。”
“國王的命令。”杜阿爾特嘆氣。
他提前離開，與新人簡短道別。“抱歉，我必須回里斯本。”
伊莎貝爾擁抱他：“我們理解。但要小心，哥哥。里斯本……那里的空氣有毒。”
騎馬返回里斯本的路上，杜阿爾特打開了信件副本。所謂的“緊急事務”是：一群里斯本商人提出，為了進一步提高利潤，應該壟斷印度洋的某些關鍵商品——特別是胡椒和肉桂——通過控制產量和價格。這需要更積極的軍事介入：在印度洋建立艦隊，控制關鍵海峽，甚至占領某些產地。
這個計劃將徹底改變葡萄牙在印度洋的角色：從貿易參與者變成壟斷者，從商人變成征服者。
杜阿爾特感到寒意。這不是航海，不是探索，不是連接。這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將引發與阿拉伯世界、印度諸王國甚至中國的沖突。
他快馬加鞭，希望能在決定做出前趕到。
但在里斯本王宮，氣氛已經熱烈。商人們展示了誘人的數字：如果壟斷成功，利潤可能再翻三倍。軍官們渴望建功立業，貴族們夢想更大榮耀，國王眼中是帝國擴張的光芒。
“阿爾梅達騎士，你來得正好，”阿方索五世說，“我們在討論一個偉大的計劃：讓葡萄牙成為印度洋的主人！”
杜阿爾特試圖提出警告：軍事行動的風險，長期維持的成本，可能引發的聯合反抗，道德上的問題……
杜阿爾特試圖提出警告：軍事行動的風險，長期維持的成本，可能引發的聯合反抗，道德上的問題……
但他很快意識到，沒有人想聽警告。他們想聽承諾，想聽榮耀，想聽財富。
會議持續到深夜。最終，國王決定：成立印度洋艦隊，由經驗豐富的海軍將領指揮；授權貿易公司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保護“貿易利益”；撥款在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建立要塞。
杜阿爾特的反對意見被記錄在案，但決定已經做出。
離開王宮時，已是黎明。疲憊不堪的杜阿爾特在塔霍河邊停下，看著晨光中的城市。里斯本在晨曦中美得驚人：白色的建筑，紅色的屋頂，金色的教堂尖頂，藍色的河水。
但杜阿爾特看到了別的東西：他看到未來的戰艦從這條河駛出，前往印度洋執行征服任務；看到未來的沖突和流血；看到一個曾經勇敢探索的國家，變成了貪婪的帝國。
他想起薩格里什的婚禮，想起菲利佩和伊莎貝爾純凈的誓，想起若昂天真的眼睛，想起父親和恩里克王子最初的夢想。
然后他想起自己的位置：印度事務總監，這個系統的管理者，即使不贊同，也在執行。
那一刻，杜阿爾特做出了決定。他不能改變潮水的方向，但他可以選擇不再隨波逐流。
回到宅邸，貝亞特里斯坦還沒睡。“怎么樣？”
“我決定辭職，”杜阿爾特平靜地說，“不是賭氣，不是逃避，而是原則。我不能管理一個我越來越不認同的系統。”
貝亞特里斯坦擁抱他：“我支持你。那我們回薩格里什？”
“不完全是，”杜阿爾特說，“我想寫一本書。關于葡萄牙的航海史，關于那些被遺忘的原則，關于可能的不同道路。也許我無法改變現在，但也許可以影響未來。”
1471年，杜阿爾特·阿爾梅達正式辭去印度事務總監職務。國王勉強接受，賜予他伯爵頭銜作為安撫，但實際權力交給了更順從的人。
杜阿爾特和貝亞特里斯坦搬回薩格里什，但保留了里斯本的宅邸——為了偶爾的必要訪問。他開始撰寫《海洋與星辰：葡萄牙航海回憶與反思》，同時協助菲利佩管理航海學校。
但時代的潮流繼續洶涌前進。1473年，葡萄牙印度洋艦隊在阿拉伯海取得第一次重大勝利，擊敗了阿拉伯-印度聯合艦隊。里斯本舉行了盛大慶典，新的英雄誕生。
在薩格里什，杜阿爾特看著慶祝的焰火在夜空中綻放，遙遠而不真實。
“你覺得我們錯了嗎？”菲利佩問，“早期探索時，我們相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
“我們沒有錯，”杜阿爾特說，“但成功腐蝕了初心。就像黃金在空氣中會氧化，理想在權力和財富中會變質。”
1475年，杜阿爾特五十七歲，完成了回憶錄的初稿。他把手稿給貝亞特里斯坦看，給萊拉讀（母親的眼睛已經幾乎看不見，但聽力依然敏銳），給若昂討論（兒子十八歲，正準備第一次印度航行）。
“你會發表嗎？”貝亞特里斯坦問。
“也許等我死后，”杜阿爾特說，“現在發表，會被視為批評國王和現行政策。”
“但你確實在批評。”
“是的，但我希望批評能成為遺產，而不是罪名。留給后人判斷。”
那年秋天，萊拉在睡夢中去世，享年八十歲。她安葬在薩格里什的小墓園，與貢薩洛的衣冠冢相鄰。墓碑上刻著雙語銘文，阿拉伯文和葡萄牙文：“她連接了兩個世界，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
葬禮上，杜阿爾特看著母親安息的土地，看著遠處的海洋，看著來來往往的船只。葡萄牙正處于巔峰：財富，權力，榮耀。但巔峰之后總是下坡，而他們已經開始下滑——雖然大多數人還沒意識到。
若昂的船隊即將出發去印度。臨行前，杜阿爾特給了兒子那本家族傳承的銅星盤，和一份回憶錄的手抄本。
“帶著這些，”他說，“記住：航海不僅是技術和貿易，也是選擇和責任。你會看到兩個葡萄牙——一個在里斯本的宮殿里，一個在薩格里什的星光下。選擇你相信的那個。”
若昂擁抱父親：“我會回來的，帶著我自己的觀察。”
“無論你帶回什么，”杜阿爾特說，“都要真實。真實比贊美更有價值。”
船隊離開時，杜阿爾特和貝亞特里斯坦站在薩格里什角，就像多年前他們站在這里送別杜阿爾特自己一樣。
“時間循環了，”貝亞特里斯坦說，“但世界改變了。”
“我們也是，”杜阿爾特握住妻子的手，“但我們在一起。這是最重要的。”
船隊消失在海平線上。薩格里什的燈塔開始旋轉，光芒劃破漸濃的暮色。
歷史在前進，潮汐在起伏，一個帝國在不知不覺中接近轉折點。但在這一刻，在葡萄牙的最南端，一對夫婦并肩站立，握著彼此的手，望著海洋，守著記憶，懷著希望——即使希望越來越像星光，遙遠而微弱，但依然在黑暗中閃爍。
遠處的里斯本在慶祝又一個勝利，又一個財富，又一個征服。但在這里，在薩格里什的巖石和海風之間，有些人還記得：航行的意義不在于到達多遠，而在于如何航行；不在于帶回多少財富，而在于留下什么遺產。
燈塔的光芒穩定地旋轉著，一次，又一次。指引船只，提醒方向，在無盡的時間中，成為不變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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