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府是大明當之無愧的“棉織心臟”，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盛譽。

府城內外，織戶的機杼聲從黎明響到深夜，連城郊的村落里，都能看見農婦坐在屋檐下，腳踩紡車將棉絮紡成棉紗，手指翻飛間，白花花的棉紗像流水般纏繞在錠子上。

棉織業在這里早已不是“副業”，而是撐起八成手工業產值的支柱，連三歲孩童都知道“種棉不如織布，織布不如賣布”的生計口訣。

這般盛況，并非偶然。

松江地處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土壤多是疏松的沙質土。

這種土保水性差，卻偏偏合了棉花的“脾氣”，春播時不易爛種，秋收時棉桃開裂利落。

反觀桑樹，需肥沃黏重的土壤才能扎根，還得專人施肥修剪，三年才能成材，對農戶來說遠不如棉花“省心”。

更別提，松江的棉花產量占了全國三成，農戶從自家地里摘了棉桃，曬軋后就能紡線，原料成本比從湖州運生絲低了不止十倍。

技術門檻更是關鍵。

棉織用的“腳踏紡車”，三兩銀子就能打一架，農婦忙完地里的活，晚上就能坐在紡車前賺些家用。

織棉布的“腰機”雖比紡車復雜些，可跟著鄰里學半個月也能上手，普通農戶完全能兼顧農業與棉織。

可絲綢織造不一樣。

那“提花機”光機身就有丈余長，零件多達上百個，造價要二十兩銀子，抵得上農戶半年的收入。

織工更是得培訓三五年，才能摸清“花本”上的經緯規律，尋常人家根本養不起這樣的“專業戶”。

如此一來，松江織戶里九成以上都靠棉織為生。

只有華亭縣、上海縣城里的少數專業織戶，才敢碰絲綢生意。

他們多聚集在七寶鎮這樣的商貿重鎮，靠著綢商提供的生絲，織些供官紳享用的“云紋綾”，農村織戶連見都少見。

本地桑園只有五萬畝，連湖州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織戶要織絲綢，只能等徽商、洞庭商幫從湖州運“七里絲”、從蘇州運“吳綾絲”來。

這些商幫把生絲運到松江后，要么批發給織戶，要么干脆搞“領織”模式。

先給織戶發足生絲，織成絲綢后再回收，扣掉生絲成本，剩下的才是織戶的加工費。

至于官營織坊，早在正德年間就敗落了，松江“織染局”的規模只有蘇州織造局的十分之一。

到天啟時連自身用絲都得靠蘇州調撥，民營織戶的生絲，幾乎全捏在嚴家這樣的大綢商手里。

水患過后，這根“生絲命脈”成了嚴家攥在手里的利刃。

織戶們的日子本就難以為繼。

農田被淹，沒了糧食收成，只能靠織布換口吃的，可生絲、棉花都得花錢買，不少人只能找嚴家“預支”：

先領原料織布，等布賣了再扣抵加工費，有的甚至還借了嚴家的糧錢，早就被綁在了嚴家的“利益船”上。

就在織戶們盼著織幾匹絲綢回回血時，嚴家的“殺招”悄然落下。

先是“假告示”惑眾。

在織戶聚集的踹坊、染坊外，嚴家的人貼上了偽造的“官府告示”，黃紙黑字寫著“為籌救災銀兩，每匹布需額外繳納二分‘救災捐’，逾期不交者，拆織機、拘家人”。

牙行的伙計還拿著告示挨家挨戶宣讀，故意把“拘家人”三個字咬得極重，見著膽小的織戶，還會添一句“前兒城西王織戶沒交捐，官差直接把他家紡車抬走了，老婆孩子都哭著去求情呢”。

織戶本就怕官府，一聽說要加捐還要拆機器，頓時慌了神。

張家嬸子攥著剛紡好的棉紗，眼淚在眼眶里打轉：

“這二分捐，織三匹布都賺不回來，這日子還怎么過？”

李家大哥則氣得拍了織機：

“水患時官府也沒給咱們發多少救濟，現在倒好，還來搶咱們的活命錢！”

嚴家要的就是這股怨氣。

緊接著，關于“救災司清丈土地”的謠又傳開了。

本該是核實災損、公平賑災的好事，到了嚴家嘴里，卻成了“官府要收走織戶的‘織機田’”。

嚴家的管事會在茶館里“無意”提起：

“我昨兒見救災司的人拿著圖紙，說織戶的田都是‘私占官田’，要沒收給汪老爺種桑樹，以后織戶連放織機的地方都沒有，只能去官營作坊當雇工，一天干十二個時辰，還管不了飽！”

為了讓謠更可信，嚴家還找了“托兒”。

一個被收買的破產織戶，天天在市集的茶攤前哭訴，懷里抱著餓得直哭的孩子：

“各位老少爺們，我家那三分織機田，昨天被救災司的人劃走了，說要給汪老爺當桑園！

現在織機沒地方放，我欠嚴家的糧錢還沒還，一家子就要餓死了啊！”

說著還掏出一張皺巴巴的“地契”，引得周圍織戶一陣同情，罵官府的聲音越來越大。

朝廷讓織戶在救災司登記“織機數量、產量”，本是為了掌握生產數據、合理分配原料，卻又被嚴家曲解成“要把織戶變成官奴”。

牙行的人會湊到織戶身邊，壓低聲音說：

“你們以為登記織機是好事？

那是官府要給你們‘上枷鎖’！

以后織什么布、織多少，都得聽官府的，織慢了要挨打，織壞了要賠錢，跟洪武年間的‘匠戶’一樣，子子孫孫都跑不了！”

他們還故意提起萬歷年間的“孫隆稅使案”，說：

“當年孫隆在蘇州收‘織機稅’，每臺織機繳銀三錢，繳不起的就砸機抓人，多少織戶家破人亡！

現在這政策，比當年還狠。

連你們的田都要收走！”

這話戳中了織戶的痛處，不少經歷過那陣的老織戶，想起當年的慘狀，都忍不住紅了眼：

“不能再忍了！再忍下去，咱們都得餓死！”

情緒被挑起來后，嚴家又拋出“軟硬兩手”，把織戶牢牢綁上反抗的“戰車”。

軟的是“利誘”。

嚴家的管事會挨家通知：

“只要大伙一起去南京‘求官府’，逼他們取消禁私運、停了清丈，以后咱們的走私絲綢訂單還能做，到時候給你們的加工費漲一倍，之前欠的糧錢、料錢全免！”

還會當場給愿意參與的織戶發一斗米、二十文錢，說：

“這是‘定金’，事成之后再發更多。

到時候你們就能給孩子買新衣服，給老婆扯塊新布了！”

對缺衣少食的織戶來說，這一斗米能讓全家吃上好幾天，二十文錢能買兩斤鹽。

“加工費翻倍”更是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硬的是“威脅”。

對猶豫的織戶，嚴家直接斷供。

原定給某織戶送十斤生絲，故意只送兩斤，管事還會撂下狠話：

“想多要生絲？得跟大伙一起去官府‘說理’！

不然以后就不給你發原料了。

你家里老婆孩子等著吃飯，沒原料織布，只能餓死！”

有戶織戶心存僥幸，說想再等等，結果第二天就沒收到生絲，家里孩子餓得直哭，沒辦法，只能去找管事“認錯”，答應參與暴動。

最后，嚴家還找了“帶頭人”。

他們收買了織戶中的“織頭”（帶領幾十戶織戶的組織者）和牙行伙計。

給織頭承諾“事成后讓你當‘官辦織坊’的管事，不用再自己織布”，給牙行伙計許了“免五年加工費”的好處。

這些人本就有威望、有人脈，很快就串聯起上千戶織戶，還悄悄制定了“暴動計劃”：

先聚集在松江府衙前請愿，再去砸救災司的衙門。

翌日。

天剛蒙蒙亮，東邊的天際只泛著一點魚肚白，松江府府衙門前卻已擠滿了人。

有穿著打補丁短打的織戶，懷里揣著冷硬的窩頭。

有拄著拐杖的流民，褲腳還沾著水患未干的泥。

甚至還有抱著孩子的婦人，孩子在懷里凍得縮成一團，小聲啜泣著。

人群最前面，站著個穿青布長衫的漢子，是嚴家提前收買的織頭趙杰。

他攥著拳頭，手里舉著塊破布，上面用炭灰寫著“還我織機田”五個歪歪扭扭的字。

“大伙都喊起來！讓官府聽聽咱們的苦！”

他回頭掃了眼人群，見有人猶豫，又拔高聲音。

“水患淹了田，咱們就靠織布活命！官府要收咱們的布、奪咱們的地，這是逼咱們去死啊！”

“請官府為我等主持公道！”

人群里有人跟著喊，起初聲音還散，漸漸就聚成了聲勢，震得晨霧都似在晃動。

“不要與民爭利！還我土地！”

“若官府不公道，咱們就去砸了救災司！”

孩子的哭聲、婦人的嗚咽、漢子的怒吼混在一起，像一鍋沸騰的水，朝著府衙朱紅的大門涌去。

府衙內，二堂的燭火還沒熄。

松江府同知許曾裕背著雙手，在青磚地上來回踱步。

他眉頭皺得能夾死蚊子，嘴里不停念叨：

“偏偏這時候！府臺去南京開宣喻大會，留我一個人頂缸！”

昨夜接到嚴家眼線的信，說今日有織戶鬧事，他還以為是小打小鬧，沒成想清晨被衙役叫醒時，府衙外已經聚了上千人。

這事太大，他一個二把手不敢擔責。

辦得好是府臺的功勞，辦砸了就是他的罪過。

想了想，他趕緊讓人去傳通判、推官、典吏、巡捕官，要讓大伙一起拿主意，也好分攤責任。

沒半柱香的功夫，幾個官吏就匆匆趕到。

通判李默是個文弱書生，進門就擦汗，小聲問：

“同知，外面……外面這動靜，不會出亂子吧？”

推官周寧也皺著眉。

倒是管緝捕監獄的典吏王三，一進門就大馬金刀坐下，端起桌上的涼茶灌了一口，“砰”地放下碗，語氣里滿是不耐煩：

“什么亂子！一群賤民聚在府衙門口鬧事，成何體統！”

他拍了拍腰間的差牌，眼神狠厲。

“依屬下看，直接帶衙役去驅了！再敢鬧，就按‘謀逆’論處。

殺幾個帶頭的，看他們還敢不敢蹦q！”

職司維持秩序的巡捕官張武立刻附和，他常年跟市井無賴打交道，最是信奉“棍棒底下出順從”：

“王典吏說得對！這些人就是欺軟怕硬！

咱們退一步，他們就敢蹬鼻子上臉，今日不壓下去，往后松江的百姓都敢跟官府叫板了！”

許曾裕看著兩人說得斬釘截鐵，心里的慌亂少了些。

他本就怕事，見這兩個“經驗豐富”的老吏都主張強硬，便點了點頭，語氣里帶著幾分叮囑：

“那就依二位的意思，去把人驅了。

記住，千萬別鬧出人命。

府臺不在，咱們別把簍子捅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