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大明的錢袋子，但同時，江南并不直接被北京管轄。

說到此處，便要介紹一下大明獨特的制度：兩京分治。

永樂十九年，朱棣將都城從南京遷至北京，卻并未廢黜南京的陪都地位。

相反，他下令保留南京的全套行政體系：

從內閣、六部到都察院、大理寺，與北京朝堂一一對應，只是官員品級略低半階，權力范圍也收縮至南直隸境內。

這片囊括今江蘇、安徽、上海全境，及浙江北部、江西東部的廣袤區域，自此脫離了北京六部的直接管轄，成了南京朝堂的“自留地”。

南京六部絕非虛設的“影子機構”。

南京戶部掌管南直隸的田賦、漕糧與商稅征收，每年江南各省的稅銀賬簿，需先經南京戶部核校，再由其篩選“重大事務”上報北京。

南京刑部負責南直隸的司法審判，地方官若因征稅引發民怨，需先經南京刑部勘核，北京刑部不得直接介入。

就連科舉取士，南京翰林院也可單獨主持南直隸的鄉試，選拔本地官員。

這套體系如同一個獨立的“小朝廷”，在南方治理中握著實實在在的話語權。

與之相對，北京六部雖主導全國政務，對南直隸卻始終“力有不逮”。

按制，北京戶部僅負責核定南直隸的稅收總額，具體征繳流程、解運路線，全由南京戶部統籌。

北京吏部任免官員，也需先與南京吏部商議南直隸地方官的人選，若雙方意見相左，往往要拖延數月才能定奪。

唯一能讓北京對南直隸施加影響的，唯有應天巡撫、鳳陽巡撫等臨時差遣的官員。

可這些巡撫雖帶著“監督”之責，卻無實際行政權，遇上南京六部的消極抵制，往往只能束手無策。

打個比方，朱由校在北方推行新政，如同在自家院里整修，政令一出，邊軍、地方官無不遵從。

可到了南直隸，卻像是隔著一道厚厚的院墻，他想伸手管稅政，得先過南京六部這道關。

江南各省的官員們心里門兒清：

他們的頂頭上司是南京戶部，而非北京戶部；他們的升遷考核，南京吏部的意見比北京吏部更重要。

有了這層“靠山”，面對北京催繳稅收的咨文，他們自然有恃無恐。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江南各省敢遲遲不報稅銀。

那些布政使司的官員們，早將稅銀數目報給了南京戶部，卻故意壓著不往北京遞。

背后若沒有南京方面的默許甚至撐腰，借他們十個膽子，也不敢公然違抗北京的政令。

誰在給他們撐腰？

答案藏在南京六部的官署里。

南京的官員多是江南籍貫，要么出身當地鄉紳大族，要么與江南的鹽商、絲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江南的稅收，直接關系到他們家族的利益，關系到南直隸士紳集團的腰包。

朱由校推行的新政，本質是要打破這種“地方利益閉環”，將江南的稅銀更多地收歸國庫，用于遼東戰事與北方救災，這自然觸了南京士紳與官員的逆鱗。

他們不敢公然反對皇帝，便借著“兩京分治”的制度漏洞，用“拖延”來消極抵抗：

南京戶部壓著稅銀賬簿不批，江南各省便有了“待核”的借口。

南京吏部暗中給地方官打招呼，官員們便樂得“慢工出細活”。

說白了，這不是簡單的“稅收遲報”，而是南京的利益集團，借著制度賦予的獨立性，與北京的皇權進行一場無聲的博弈。

偏偏，朱由校還找不到對付他們的借口。

畢竟，年底還沒到，他們并沒有逾期，只是在給他上眼藥。

至于最后會不會到正面和他打擂臺，都是未知數。

朱由校坐在東暖閣里，心中早已將這層關節想得透徹。

他之所以不愿輕易派欽差去江南，便是知道，若不先撬動南京六部這個“支點”，即便欽差去了，也只會被南京方面用“制度流程”搪塞回來。

而要撬動南京的“制度藩籬”，必先掌控其核心權力樞紐。

而這個權力樞紐，便在三個關鍵職位當中。

其一為南京守備武臣，亦稱“外守備”，兼領中軍都督府，由勛貴統領。

其二為南京守備太監，即“內守備”，代表皇權監察南京大小官員，直接向皇帝密奏，是皇帝安插在江南的“眼線”。

這個職位，也是南京真正的話事人。

他掌管南京皇城、二十四衙門及明孝陵。

控制南京十七衛親軍（含錦衣衛、孝陵衛），實際掌握軍權

其三為參贊機務，慣例由南京兵部尚書兼任，總攬南直隸軍政要務，協調文武官員，是南京行政體系的“總調度”。

此三者互為牽制，又共同構成南京的權力核心。

只要掌控了這三個職位，便掌控了南京，掌控了南直隸。

而對此的布局，朱由校早就開始了。

朱由校的第一步落子，便瞄準了“外守備”之位。

此前擔任此職的，是中山王徐達的后裔、魏國公徐弘基。

這位勛貴雖忠于大明，卻久居江南，與南京士紳集團往來甚密，對新政的態度始終曖昧。

今年推行番薯種植時，南京京營曾以“軍糧充足”為由拒絕采購番薯，背后便有徐弘基的默許。

上半年，徐弘基因舊傷復發，遞上辭呈請求致仕，朱由校卻壓著奏疏不批。

他在等一個合適的時機，一個能順理成章換上自己人的時機。

直到上個月，時機終于成熟。

朱由校一道圣旨，召英國公張惟賢即刻前往南京，接任南京守備武臣，同時賦予他“整肅南京京營”的全權。

張惟賢出身英國公府，素來以忠直著稱，且久在北方任職，與江南士紳無甚牽連，更重要的是，他之前曾協助整頓京營，深知如何剔除軍中的“地方勢力滲透”。

旨意下達時，朱由校特意囑咐張惟賢：“南京京營積弊已久，若有敢阻撓整肅者，可先斬后奏。”

這短短一句話，便是給了張惟賢打破江南軍事壁壘的尚方寶劍。

緊接著，朱由校又動了“內守備”之位。

他將原南京守備太監召回北京，換上了自己的心腹太監高起潛。

這位高起潛之前曾是鄭貴妃的舊仆，在鄭貴妃失勢期間見勢不妙，果斷倒向朱由校，不僅揭發了鄭貴妃一黨的多項密謀，更在后面抄家八大晉商的時候盡心盡力。

由此深得朱由校信任。

派高起潛去南京，朱由校自有深意：

高起潛既懂軍事，能與張惟賢配合監督京營。

又善察觀色，能精準捕捉南京官員的異動，更重要的是，他無江南根基，只會一心向他這個皇帝效忠。

臨行前，朱由校給高起潛的密令只有八個字：“摸清諸事，據實奏報。”

朱由校便是要讓高起潛，撕開南京官場的齷齪。

至于兼任“參贊機務”的南京兵部尚書王在晉，朱由校則采取了“緩兵之計”。

王在晉雖非自己心腹，卻也無明顯劣跡，且在南京任職多年，熟悉江南軍政事務，若貿然撤換，恐引發南京官員的集體反彈。

朱由校選擇暫時不動他，卻已暗中布局。

他有意讓袁可立接任南京兵部尚書。

袁可立素有“剛正不阿”之名，更重要的是，他與江南士紳無任何利益牽扯，是推行新政的理想人選。

待張惟賢、高起潛在南京站穩腳跟，便是王在晉調往北京、袁可立南下之時。

屆時，南京的文武核心，便會盡數換成朱由校的“自己人”。

不過。

朱由校倒也沒有盲目樂觀。

“兩京分治”的制度慣性難以一蹴而就打破，張惟賢與高起潛的到來，或許會遭遇江南勢力的暗中抵制，甚至可能出現“陽奉陰違”的局面。

但他早已做好最壞的打算。

若派去的人無法解決江南稅政難題，若南京的抵制依舊頑固，待北方的遼東戰事穩定、各地災情緩解，他便要親自南巡！

反正遲早要南巡的，只是快了幾年而已。

不過

朱由校也知道南巡會被朝臣反對。

畢竟自永樂帝遷都后，明朝皇帝極少南巡。

但他一旦下定決心，便是群臣反對也沒用。

屆時。

他將親赴南京，便不再是“遙控指揮”，而是以皇權的絕對威嚴，直接面對江南的士紳與官員。

到那時，所謂的“制度藩籬”“地方抵制”，都將在帝王的親臨面前土崩瓦解。

那些隱匿稅銀的豪強、消極怠政的官員、暗中撐腰的南京權貴，若仍不知悔改，等待他們的，便不會是“京察彈劾”這般簡單。

而是血流成河！

當然，朱由校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

能在規則里面打敗他們，朱由校就按規矩辦事。

若是打敗不了，他這個皇帝，該掀桌的時候，也絕對不墨跡。

龍虎山天師、孝陵衛、鹽稅.

一樁樁、一件件事情，都在朱由校腦中過了一遍。

時間飛速流逝。

東暖閣的光線漸漸暗了下來，窗外的鉛云越壓越低。

“皇爺，已到酉時，該用膳了。”

這個時候，司禮監掌印太監魏朝輕手輕腳走上前，躬身回話，語氣帶著幾分小心翼翼。

方才皇帝盯著奏疏沉思時，眉宇間的凝重讓他不敢輕易打擾。

案上早已擺好了膳食，24道膳食，當真琳瑯滿目，其中有許多都是朱由校平日愛吃的：

琥珀色的栗子燜雞、翠綠的炒時蔬、冒著熱氣的羊肉湯，還有一碟撒了芝麻的蒸餅

看著這些膳食，朱由校肚子也開始叫起來了。

朱由校揉了揉眉心，剛要起身前去用膳，殿外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騷亂。

腳步聲雜亂，夾雜著侍衛的呼喊與太監的驚呼，打破了乾清宮的靜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