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潔心里一動，指尖劃過接聽鍵，聲音帶著職業性的沉穩，“你好，重案六組，季潔。”

“季警官，我是哈爾濱市局的張赫。”電話那頭的聲音裹著北方特有的爽朗，背景里能聽見打印機工作的嗡鳴，“您要的楚硯家庭資料整理好了，剛掃描完，這就發您郵箱？”

季潔的目光掃過對面墻上的監控記錄表——高立偉和楚硯的行蹤軌跡像兩條規整的直線，十五天里，除了財政局和家，連便利店都只固定去一家。

這種教科書式的“正常”，反倒像塊捂在案子上的濕抹布，悶得人喘不過氣。

“麻煩您了張警官，發我工作郵箱就行。”

她握著手機起身，走到窗邊推開條縫，風帶著初秋的涼意灌進來，吹得她額前的碎發動了動，“辛苦你們跑這一趟。”

“應該的，都是辦案嘛。”張赫笑了笑，“楚硯這小子的檔案有點意思，您看完要是有疑問，隨時打我電話。”

掛了電話，季潔刷新郵箱，一封新郵件帶著“楚硯家庭情況核查”的標題跳了出來。

她點開標著“母親信息”的附件，屏幕上立刻跳出一張泛黃的戶籍卡掃描件。

“劉慧，1962年生，哈爾濱市巴彥縣紅光村人……”季潔輕聲念著，指尖劃過屏幕上的照片。

女人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坐在自家院子里的小板凳上，身后是爬滿豆角藤的籬笆，眉眼溫和得像曬過的棉花。

資料顯示，劉慧在楚硯三歲時與楚建國離婚，此后再未改嫁，靠種兩畝玉米和給村里人縫補衣裳拉扯兒子長大。

她往下翻，心臟忽然輕輕一縮——楚建國的死亡證明日期是2001年，楚硯那年剛上小學四年級。

而在社區走訪記錄里，有位老街坊提到：“楚硯這孩子從小就犟，他爸走的那年

他抱著墓碑哭了整宿，后來每年清明，不管在不在家，劉慧都會給墳頭添把土。”

季潔的指尖在“每年清明”四個字上頓住。

楚硯的年假記錄里，每年三月底總會請三天假，去向欄填的是“事假”，誰也沒問過他去哪。

原來不是沒去處，是這去處藏著他沒說出口的念想。

她繼續往下翻，劉慧的病歷報告跳了出來——高血壓，關節炎，去年冬天摔了一跤后，腿就不太利索，現在還一個人住在紅光村的老房子里。

楚硯每個月都會往母親的銀行卡里打三千塊錢，雷打不動，備注永遠是“生活費”。

季潔低聲自語，“倒是個孝子，可惜走錯了路？”

她想起在財政局見到的那個年輕人，總是穿著熨帖的白襯衫，袖口扣得一絲不茍，說話時眼神總往斜下方瞟，像只時刻提防著什么的鳥。

原來那些緊繃的疏離里，藏著對遠方母親的牽掛。

“季姐，有發現？”李少成端著茶杯路過，見她對著屏幕出神，湊過來看了一眼，“楚硯他母親還在老家啊？那他檔案里寫‘父母雙亡’……”

季潔關掉文檔，目光重新落回監控記錄表，“可能是不想讓人知道他的軟肋在哪。”

她拿起電話，撥通楊震的號碼。

響了兩聲就被接起，男人的聲音帶著點笑意，像是剛處理完棘手的文件，“領導，我才剛走，就想我了？”

季潔被他逗得嘴角彎了彎，語氣卻立刻正經起來，“沒有，楊震，楚硯的家庭資料過來了，他父親早逝，母親還在哈爾濱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