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元12年春末，咸陽的牡丹開得正盛，太子府的庭院里，新移栽的牡丹株株吐艷，蜂蝶縈繞。扶蘇剛送走一批從嬴政那里帶回的能工巧匠——這些人是嬴政巡視天下時發現的奇才，擅長燒制琉璃與改良農具，扶蘇特意將他們送去天工閣，協助完善水力機械與玻璃工藝。
正當他查看工匠們繪制的玻璃溫室改良圖紙時，一名止戈衛匆匆闖入，雙手奉上一封染著風塵的捷報：“太子殿下，李信將軍捷報！庫頁島已全境平定！”
扶蘇心中一喜，連忙展開捷報。信中寫道，經過數月整訓，八千蝦夷聯軍在止戈衛的協助下，對庫頁島展開全面清理。北方蠻族負隅頑抗者盡數被殲，愿意投降的部落與和平部落，已按計劃遷往島對面的廟街安置。至此，本州、北海道、庫頁島組成的北方島鏈被大秦徹底掌控，扶蘇此前定下的“經略東海、封鎖北方海路”的目標圓滿達成。
“李信果然不負所望！”扶蘇將捷報放在案上，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北方島鏈的控制，不僅讓大秦獲得了豐富的漁業、礦產資源，更在戰略上形成了對北方大陸的屏障，為后續開拓美洲掃清了后顧之憂。他當即提筆，寫下嘉獎令，令快馬送往北海道，賞賜李信黃金百斤、錦緞千匹，并晉升其為“東海經略使”，總領東瀛諸島事務。
就在扶蘇為北方戰事欣喜之際，另一封密封的密信悄然送到他手中——這是潛伏在張良身邊的趙安發來的急報。火漆印完好無損，扶蘇拆開一看，眉頭漸漸蹙起，眼中閃過一絲銳利的光芒。
密信詳細匯報了張良在開封的動向：自張良抵達這座昔日的大梁城后，便以韓國公子的身份，秘密聯絡了張耳、陳馀二人。這二人本是魏國名士，秦滅魏后隱居不仕，心中對秦政多有不滿。三人一拍即合，他們深知秦軍勢大，硬拼無異于以卵擊石——于是準備發動一場針對大秦統治合法性的輿論戰。
他們計劃利用大秦發明的紙張與印刷術，編纂大量揭露秦政“暴虐”的典籍與歌謠，內容主要針對舊貴族與士人階層：控訴秦法嚴苛，動輒對士人施以黥刑、刖刑；指責秦軍統一六國時燒毀諸侯宗廟，斷絕百姓先祖祭祀；渲染大秦賦役繁重，百姓民不聊生。這些材料將用楷書書寫，通過印刷術批量制作，再借助商人、游學書生、舊貴族家仆等渠道，在山東六國故地秘密傳播，動搖民心，尤其是舊貴族與士人的向心力。
“張良倒是聰明，知道避實擊虛。”扶蘇看完密信，冷笑一聲。他深知，軍事上的征服容易，思想上的統一難。山東六國故地的舊貴族與士人，對大秦的統治本就心存抵觸，張良的輿論戰恰好擊中了這一軟肋。若處理不當，很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甚至動搖大秦的統治根基。
但扶蘇并未慌亂。他深知，對付輿論戰，堵不如疏，硬壓不如巧解。他當即召來剛回到咸陽的司馬欣、隨何、婁敬三人，將趙安的密信與截獲的部分張良編纂的“黑材料”交給他們，沉聲道：“張良欲借輿論動搖我大秦根基，你們三人需按此材料，針對性制定對策。記住，我們不搞鎮壓，要讓他的輿論，反過來成為我大秦完善政策、安撫民心的助力。”
三人接過材料，仔細研讀。材料中，《秦暴錄》一書編造了大量案例：“臨淄士人田某，因私藏六國典籍，被秦吏處以黥刑，流放北地”“楚國王族宗廟，被秦兵焚毀，先祖牌位盡毀于火”“三川郡百姓，年繳賦役三成，男子十五從軍，老弱耕織，仍不足以飽腹”。歌謠則更為直白，如《秦苛謠》：“秦法酷，斷人足；毀宗廟，絕人祖；賦役重，民力枯；東望楚，西望魯，何時能脫秦氏苦？”
“這些內容，半真半假，最是蠱惑人心。”司馬欣皺眉道，“真在秦法確有嚴苛之處，假在夸大其詞，編造案例。”
扶蘇點了點頭：“正因如此，我們才有破解之機。第一步，針對材料中的指控，逐一改良政策。”
他當即下令：
其一，推出“舉賢征辟令”。規定各郡每年需舉薦三名以上賢能士人，無論出身貴賤，只要有學識、有才干，經郡府考核后，可直接授予郎官、縣丞等職；對私藏六國典籍者，不再處以重刑，改為由官府統一登記、收藏，允許士人借閱研究。這直接回應了“秦法苛待士人”的指控。
其二，頒布“宗廟保護令”。下令保護六國故地有歷史價值的宗廟，嚴禁官吏、士兵破壞；對已損毀的重要宗廟，由官府出資修繕，改為“先賢祠”，祭祀各國先賢名士，如孔子、墨子、屈原等，既安撫了舊貴族的情感，又將宗廟轉化為教化萬民的場所。
其三，調整賦役政策。核實山東六國故地的賦役標準，將過高的郡府賦役降至與關中同等水平，即年繳一成五；規定男子二十從軍，六十退役，減輕百姓兵役負擔。
這些政策很快通過驛站傳往各地，迅速落地。臨淄士人田某（確有其人，因私藏典籍被罰款）接到郡府通知，不僅免其罰款，還被舉薦為臨淄郡學官；楚國王族宗廟得到修繕，改為“楚先賢祠”，屈原牌位被供奉其中，楚地百姓紛紛前往祭祀；三川郡百姓的賦役得到減免，郡府還組織水利建設，百姓負擔減輕，怨氣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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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扶蘇下令，讓地方官對張良傳播的輿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要不涉及煽動叛亂，僅批評政策、抱怨官吏，便不予禁止。甚至暗中引導，讓百姓將不滿指向地方貪官污吏，而非大秦中央。例如，某地流傳抱怨“縣吏多收賦稅”的歌謠，地方官便順藤摸瓜，查處了貪腐的縣吏，將其革職查辦，并減免當地賦稅。百姓見輿論能帶來實際改變，紛紛稱贊大秦“聽民意、改過失”，張良的輿論反而成了大秦整頓吏治、緩解社會矛盾的“減壓閥”。
張良與張耳、陳馀起初對此欣喜若狂。他們看到《秦暴錄》與《秦苛謠》在山東故地廣泛傳播，舊貴族紛紛響應，士人抱怨減少，百姓也開始議論秦政，以為民心已動，大秦統治即將動搖。可沒過多久，他們便發現事情不對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