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穿透厚重的云層，開始下降。舷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下，是冬日里略顯蕭瑟的熟悉大地，以及遠方城市如同積木般堆疊起來的模糊輪廓。徐瀚飛靠窗坐著，目光看似平靜地落在窗外，但搭在扶手上的那只手，指節因為用力而微微泛白，指甲幾乎要嵌進掌心。

十幾個小時的航程，他幾乎沒有合眼。一閉眼，就是那些偽造的照片、冰冷的錄音、馬國偉自白書里冷靜到殘酷的文字，以及……姜凌霜那雙在記憶最后，徹底熄滅光芒、只剩冰冷與絕望的眼睛。悔恨、愧疚、憤怒，像三把燒紅的鈍刀，在他心上來回切割，每一次呼吸都帶著灼痛。

他知道，他回來了。不是衣錦還鄉，不是重振旗鼓，而是像一個傷痕累累、背負著沉重罪孽的逃兵，終于鼓足勇氣，回到那片他曾逃離、也傷害最深戰場。

空乘甜美的播報聲響起，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帶，飛機即將降落。鄰座一個帶著孩子的母親正在輕聲安撫有些耳鳴哭鬧的孩子，溫馨的畫面卻刺痛了徐瀚飛的眼睛。他曾以為自己能給她一個安穩的未來，卻成了親手將她推向風暴的那個人。

飛機終于落地，滑行，停穩。艙門打開，混雜著機油和消毒水味道的冷空氣涌入。徐瀚飛跟著人流走下舷橋，踏入機場航站樓。熟悉的語，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廣告牌……一切都提醒著他，他回來了，回到了這個他與她共同生長、也彼此傷害的城市。

他沒有托運行李，只有一個簡單的隨身背包，里面除了幾件換洗衣物，最重要的，是那個貼著皮膚存放的、藏著絕密證據的微型加密u盤。他沒有走普通入境通道，而是通過貴賓通道快速離開，避免在人群中暴露。他刻意壓低帽檐，戴著口罩，步履匆匆，與周圍或歸家心切、或興奮拍照的旅客格格不入，像一個隱沒在人群里的幽靈。

他沒有通知任何人，包括徐家。用備用身份信息訂的酒店位于市郊一個相對低調的商務區。他沒有用自己的名字，用的是一個幾乎從未用過的、關聯著海外匿名賬戶的支付方式。謹慎，必須謹慎。他不確定林婉兒雖然倒臺，但她背后的勢力、以及她可能殘留的眼線，是否還在活動。他也不確定，自己手中這份足以將林婉兒徹底釘死的證據，一旦開始遞交，會引發怎樣的連鎖反應。

進入酒店房間，反鎖房門，拉上窗簾。他沒有開燈，在昏暗的光線里，他走到窗邊，用窗簾縫隙觀察著樓下的街道。一切如常。他緊繃的神經才略微放松一絲。

打開手機，關閉了在波蘭使用的那個號碼，換上一張在國內新買的不記名電話卡。然后，他連上酒店不穩定的wi-fi，開始搜索本地新聞。不需要刻意尋找，關于“林婉兒涉嫌多起商業犯罪及誣告陷害”、“凌霜集團遭惡意圍剿真相”、“康元、百味等涉嫌不正當競爭”的報道，鋪天蓋地，充斥著眼球。各種細節、內幕、猜測，真真假假，沸沸揚揚。

他看著屏幕上姜凌霜在某個公開場合被記者圍堵、但神色冷靜回答問題的照片。她瘦了些，但眼神依舊沉靜堅定，下頜線繃得緊緊的，那是一種歷經風浪后淬煉出的、不容侵犯的剛毅。沒有委屈，沒有控訴，只有一種“我會處理好一切”的強大氣場。他的心臟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狠狠揪了一下，疼得他彎下腰，幾乎喘不過氣。

她不需要他的道歉，甚至可能根本不想見到他。他知道。空口的解釋、遲來的懺悔，在那些切實承受過的、長達三年的污蔑、背叛、孤獨和巨大壓力面前，蒼白無力得像一個笑話。

他要做的，不是去她面前痛哭流涕，訴說自己的愚蠢和悔恨，祈求一個可能永遠也不會到來的原諒。那不是彌補，那是另一種自私的騷擾。他要做的，是行動。是用他手中這把或許還不夠鋒利、但足夠致命的“鑰匙”，去打開那扇通往最終正義和清算的門，去清除她前進道路上最后的、也是最危險的障礙――林婉兒，以及她所代表的、那些骯臟的、潛藏在水面下的惡意。

他點開一個加密通訊軟件，輸入了一個久違的號碼。那是他父親那位已退休、但余威猶在的老法律顧問，周伯的私人聯系方式。他編輯了一條簡短的信息：“周伯，是我，瀚飛。我已回國，有極其重要、關于三年前一樁誣告陷害案的確鑿證據，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此事牽連甚廣，需當面呈交可靠渠道，確保證據安全并啟動調查。懇請您指點迷津，或代為引薦絕對可信之人。地點、時間由您定。萬分火急，切切。”

信息發出，如同石沉大海。等待的時間格外漫長。徐瀚飛沒有干等，他開始整理思緒。證據分為幾部分：馬國偉的自白錄音和文件是核心，偽造的照片是直接物證，資金流水是旁證。朱大福的證詞是另一條線。他需要將這些材料有機整合，形成一個無懈可擊的證據鏈，清晰地指向林婉兒的犯罪動機、策劃過程和實施手段。他還需要評估，這些證據一旦提交，可能引發的反彈，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保護自己和……她。

大約半小時后，手機屏幕亮了。是一個陌生的本地座機號碼。徐瀚飛深吸一口氣，接起。

電話那頭是一個蒼老但異常沉穩、帶著不容置疑威嚴的聲音，正是周伯：“瀚飛？”

“周伯，是我。謝謝您回電。”徐瀚飛聲音干澀。

“你發信息說的，是真的？證據確鑿？”周伯的聲音沒有任何寒暄，直入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