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盛唐本草錄真味熱淋巧借紅姑娘
大唐貞觀年間，天下承平，文化昌盛，醫學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朝廷組織編撰《新修本草》，首次以官方之力系統整理天下本草，那些散落在民間的口傳經驗與地方史志記載，終于有了被納入國家藥典的機會，紅姑娘（此時多稱“酸漿”）的-->>藥用價值，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系統的總結與升華。
京兆府有位醫官，姓蘇名敬（借鑒《新修本草》領銜編撰者蘇敬，虛構情節），既通儒學，又精醫道，奉命參與《新修本草》的編撰。他在整理各地呈報的“本草素材”時，發現關于“酸漿”的記載頗為豐富：北方醫人其“治小兒熱驚”，中原醫人其“治喉痹”，江南醫人則其“利小便”。蘇敬心中疑惑：一株草木，何以有如此多功效？為驗證這些說法，他決定親自走訪民間，收集臨床案例。
一日，蘇敬行至江南潤州（今鎮江），恰逢當地遭遇連日暴雨，濕熱之氣彌漫，許多百姓患上了“熱淋”之癥——小便短赤，澀痛難忍，甚者點滴不通。潤州刺史的母親也染了此癥，請了數位名醫，用了滑石、瞿麥等利水通淋之藥，效果卻不甚理想。蘇敬應召入府，為老夫人診脈，見其脈象濡數，舌紅苔黃膩，知是濕熱下注膀胱，熱結水道所致。
他忽想起江南醫人“酸漿利小便”的說法，便問刺史：“府中可有新鮮酸漿？”刺史雖不知酸漿為何物，卻立即讓人去城外田間尋訪。不多時，差役便帶回一籃新鮮酸漿，絳紅的囊實飽滿圓潤。蘇敬取酸漿根（此前民間多用藥實與莖葉，根的藥用較少記載），洗凈切片，與瞿麥、車前子、梔子配伍，加水四升，煎取一升半，分三次溫服。
刺史見藥方中竟有山野草木之根，面露擔憂：“此藥從未見于經典，若有差池，如何是好？”蘇敬答道：“醫道源于民間，民間驗方雖未入經典，卻經百姓實踐檢驗。酸漿性涼，能清熱，根則專于利水，與諸藥配伍，必能清利膀胱濕熱。”刺史無奈，只得讓老夫人服下。
第一劑服下，老夫人小便澀痛稍減；三劑服完，小便通暢如常，熱淋之癥徹底痊愈。刺史大喜，贈蘇敬黃金百兩，蘇敬卻婉拒道：“大人若真想謝我，不如將此藥方傳于民間，救治更多百姓。”此后，蘇敬又在潤州收集了多例用酸漿根治熱淋的案例，有的患者單用酸漿根煎水便見效，有的則需配伍其他藥材，這讓他對酸漿的藥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回到長安后，蘇敬結合民間實踐與自己的臨床觀察，在《新修本草》中為酸漿寫下了系統的記載：“酸漿，一名紅姑娘，一名掛金燈。生田野及人家園圃中。莖高二三尺，葉卵形，夏開白花，秋實絳紅，如燈籠狀。其性涼，味酸甘。實主小兒熱驚、咽喉腫痛；莖葉主喉痹；根主利小便，治熱淋。”這段記載，首次將紅姑娘的根、莖、葉、實的藥用功效系統整合，標志著紅姑娘的藥用經驗從“民間口傳”正式走向“國家藥典”，實現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第一次升華。
此后，酸漿作為清熱利水的常用藥，被廣泛應用于臨床，大唐的醫家們在《新修本草》的基礎上，不斷拓展其用法——有的用酸漿實與蜂蜜同熬，治口舌生瘡；有的用酸漿莖葉煎水外洗，治皮膚瘡瘍，紅姑娘的藥用價值，在盛唐的陽光下，愈發璀璨。
第四回宋金儒醫辨證治陰虛初入縉紳眸
唐末五代戰亂之后，趙宋王朝一統天下，儒學復興，“儒醫”群體崛起。儒醫們既通儒家“格物致知”之理，又精醫家辨證論治之術，主張“醫道當以儒理統之”，紅姑娘的藥用經驗，也在這一時期迎來了醫理上的重大突破——從單純的“清熱”，拓展到“清熱生津”“滋陰清熱”，并逐漸進入士大夫階層的視野，為日后進入元故宮埋下了伏筆。
兩浙路臨安府（今杭州）有位儒醫，姓朱名彥修（借鑒金元四大家朱丹溪，虛構宋代背景情節），自幼研習儒家經典，后因母病棄儒從醫，師從民間名醫，深知“辨證論治”是醫道核心。他對《新修本草》中“酸漿性涼，味酸甘”的記載頗有研究，認為“酸能生津，甘能補陰，涼能清熱，此藥非僅能治實熱，亦可治陰虛內熱之證”，這與前代醫家僅將其用于實熱證的認知，有了本質區別。
一日，臨安府通判的女兒年方十五，患了“陰虛潮熱”之癥——每日午后潮熱盜汗，口干咽燥，心煩失眠，腰膝酸軟。通判請了多位名醫，皆以“實熱”論治，用黃芩、黃連等苦寒之藥，結果越治越重，女兒身形日漸消瘦，精神萎靡。通判聽聞朱彥修醫術高明，便親自登門請他診治。
朱彥修為少女診脈，見其脈象細數，舌紅少苔，便對通判說：“令愛之病，非實熱也，乃陰虛內熱。此前所用苦寒之藥，雖能清熱，卻傷陰液，陰愈虛則熱愈盛，故病情加重。”通判忙問：“那該如何醫治？”朱彥修答道：“當以滋陰清熱為法，需用既能清熱，又能生津滋陰之藥。”
他沉思片刻，開出處方：酸漿實三錢（陰干），熟地黃五錢，山茱萸三錢，麥冬四錢，知母三錢，甘草二錢。水煎服，每日一劑。通判見藥方中竟有酸漿，疑惑道：“此乃民間治小兒熱驚之藥，何以能治陰虛之癥？”朱彥修解釋道：“酸漿味酸甘，酸能生津，甘能補陰，涼能清熱，雖性涼卻不苦燥，不會損傷陰液，恰合陰虛內熱之證。配伍熟地黃、山茱萸滋陰，麥冬生津，知母清熱，便能標本兼治。”
通判半信半疑，讓女兒服下藥方。三日后，少女潮熱稍減，夜間能安睡片刻；七日之后，口干咽燥大為緩解；半月之后，潮熱盜汗全消，精神日漸恢復。通判大喜過望，對朱彥修嘆道：“不料這民間常見的紅姑娘，竟有如此妙用！先生真乃神醫也！”
此事在臨安士大夫階層傳開后，許多縉紳之家開始關注酸漿這味藥。有的士大夫將酸漿果實晾干，作為夏日清暑的飲品；有的則將其納入自家藥圃種植，以備不時之需。朱彥修則將此病例記錄在《彥修醫案》中，并在其著作《醫理鉤玄》（虛構，貼合宋代儒醫著作場景）中提出“酸漿酸甘化陰，可佐滋陰藥治陰虛內熱”的理論，進一步拓展了紅姑娘的藥用范圍。
與此同時，北方金代的醫家也在實踐中創新酸漿的用法。金中都（今北京）的醫家張元素（史實人物，金元四大家之一）在治療“消渴”（糖尿病類似癥）時，常用酸漿實配伍天花粉、葛根，以清熱生津止渴。他在《醫學啟源》中記載：“酸漿實，清熱生津，止消渴，與天花粉同用，效佳。”這些記載，讓紅姑娘的藥用價值得到了士大夫與醫家的雙重認可。
從民間野果到國家藥典，從實熱證到陰虛證，從百姓藥草到縉紳清供，紅姑娘在宋金時期完成了“身份”的重要轉變。它不再僅僅是底層百姓的救命草，更成為儒醫辨證論治的良方、士大夫階層的養生之物——這一切，都為它在元代進入皇宮大內，成為元故宮金殿前的奇草，做好了鋪墊。而那絳紅的囊實里，也開始悄然承載起超越藥用的文化意涵，等待著與一個王朝的命運相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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