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藝探索與藝術萌芽

1.雕刻技術的初步實踐

三星堆琥珀墜飾采用陰刻技法，線條流暢地表現蟬的背腹結構，雖不及后世圓雕復雜，卻體現了對有機材料加工的突破。商周琥珀珠的穿孔技術（孔徑0.2-0.4厘米）與同期玉器工藝相當，顯示工匠已掌握鉆孔、拋光等基礎技法。這種技術積累為漢代琥珀獸形印、遼代琥珀瓔珞等精品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2.藝術符號的文化表達

琥珀的形制與紋飾承載著特定文化內涵。三星堆蟬紋墜飾與金沙金箔的構圖呼應，暗示古蜀文明對生命循環的理解；山西保德珠飾的幾何形狀則可能象征天地秩序。這種將自然物象抽象化為藝術符號的過程，反映了商周時期“器以載道”的造物思想。

四、早期醫療實踐的雛形

盡管琥珀的藥用價值在漢代以后才被系統記錄（如《本草綱目》稱其“安五臟、定魂魄”），但商周時期已出現初步探索。《山海經》中“育沛佩之無瘕疾”的記載，可能源于先民觀察到樹脂的抗菌特性。古埃及人用琥珀粉末敷治傷口的經驗，與中國早期醫療實踐存在跨文化共性。這種“以佩為療”的觀念，在漢代發展為佩戴琥珀項鏈緩解兒童疝氣等民間療法。

結語

商周時期的琥珀使用，呈現出神圣性、等級性、藝術性三位一體的特征。從三星堆的祭祀法器到山西保德的貴族飾品，從跨區域貿易的奢侈品到早期醫療的實踐對象，琥珀不僅是物質文化的載體，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的見證。其功能的演進軌跡，既延續了原始信仰的脈絡，又為后世琥珀文化的繁榮（如唐代琥珀杯、清代琥珀鼻煙壺）埋下伏筆。這種跨越三千年的人類與琥珀的互動，生動詮釋了“器以藏禮，器以載道”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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