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和摸著阿福的頭，對巧珍說：“小兒用藥，劑量是關鍵，紅珀碾得細，能減少對腸胃的刺激；車前子用鮮汁，比干品溫和，這些都是治過幾個小兒才摸出來的——書里沒寫這么細，全靠看著孩子的反應調。”他把“小兒淋癥方”記在木板墻上，旁邊畫了個小小的蝴蝶，與之前的成人方、老年方、產婦方并列——這面墻，成了滇西“江珠水”實踐的“活檔案”，沒有刊印，卻比任何典籍都更貼近滇西人的真實病癥。

第四回方志定稿·紅珀終載滇西志

民國初年，云南省府奉命重修《云南通志》，負責“醫藥志”編纂的學者周銘，在舊檔案里發現了清代醫官李敬之留下的手稿——上面詳細記錄了阿和用紅珀治淋癥的案例，還有“滇珀性偏潤，異于北方之燥”的批注。周銘對這“通淋古方”極感興趣，便帶著手稿，專程前往永昌府，尋找阿和的后人。

此時阿和已過世三十余年，他的兒子阿明，繼承了父親的手藝，手里的青石臼，還是當年阿和用過的那只。阿明見周銘拿著祖父的手稿，眼眶一熱：“我爹臨終前說，總有一天，會有人來記咱們的方子，沒想到真等來了。”

周銘跟著阿明，去了瀾滄江畔的松林，看他采紅珀——深秋的陽光灑在松林里，阿明彎腰撥開腐葉，指著一塊色如凝血的珀石說：“周先生您看，這就是我爹說的‘秋珀’，性最潤，通淋最管用；要是春天采的，色淺，性燥，藥效差一半。”他還帶周銘去了江邊，采了燈心草、海金沙、瞿麥，一一演示如何搭配：“治砂淋用燈心草，治石淋用海金沙，治重癥用瞿麥，都是我爹傳的，治好了多少人，數都數不清。”

周銘還收集了阿明這些年的新案例：“民國三年，大理商人李某，石淋，紅珀配海金沙，米湯調服，十日愈”“民國五年，永昌婦人張氏，產后淋癥，紅珀配茯苓，糯米粥引，七日愈”“民國八年，小兒王某，淋癥，紅珀細磨配車前子汁，五日愈”——這些案例，與清代李敬之的手稿相互印證，讓“滇西紅珀通淋方”的實踐脈絡，從三國“諸葛南征傳說”到民國，完整地呈現在周銘面前。

編纂“醫藥志”時，周銘特意將紅珀的記載放在顯要位置，寫下：“永昌府出紅珀，色如凝血，研末與燈心草同煮，治砂淋如神。土人謂之‘江珠水’，傳為諸葛南征時所授方。滇珀性偏潤，異于北方之燥，故宜通淋。”還附錄了清代道光醫案與民國新案，注明“皆滇西民間實踐所得，驗之有效”。

方志定稿那日，周銘將樣稿送給阿明看，阿明摸著“紅珀”二字，忽然想起父親常說的話：“咱們滇西的珀，不是用來當寶貝的，是用來治病的，能寫進書里，讓更多人好起來，比啥都強。”這便是“口傳知識”與“文獻記載”的最終相遇——從三國土人的口耳相傳，到阿和祖孫三代的臨床實踐，再到清代醫官的手稿、民國學者的編纂，滇西紅珀的“通淋古方”，終于從瀾滄江畔的民間智慧，變成了載入史冊的醫藥財富。

結語

從三國諸葛南征時的“江珠水”傳說，到清代阿和祖孫用紅珀治砂淋、石淋、產后淋癥、小兒淋癥的實踐；從瀾滄江畔的松林采珀、陶罐煮藥，到清代醫官的手稿記錄、民國學者的方志編纂——滇西紅珀的故事，是中國傳統醫學“實踐先于文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鮮活縮影。

它的藥用價值，從不是典籍賦予的，而是滇西人在濕地瘴氣、雨季濕熱的環境里，一次次與淋癥抗爭時摸透的；它的“性偏潤”特質，不是空談，而是與北方琥珀對比后，在無數次臨床實踐中驗證的真理。當民國《云南通志》的文字定格“紅珀通淋”時，背后是跨越千年的民間堅守，是醫者“辨證施治”的匠心，是地域醫藥與生活環境深度融合的智慧。

贊詩

滇西紅珀凝江魂，通淋化濕護滇門。

砂淋得解憑燈心，石淋能消賴金沙。

老幼婦孺皆可治，攻補兼施顯匠心。

方志終載千年用，實踐如歌映初心。

尾章

如今，在云南中醫藥博物館的展柜里，一塊來自永昌府的清代紅珀靜靜陳列，旁邊放著一只磨得光滑的青石臼，還有民國《云南通志》的復刻本。展柜的燈光下，紅珀色如凝血，仿佛仍能映出瀾滄江的波光，映出阿和碾珀的身影，映出老丈痊愈后舒展的眉頭、小兒康復后奔跑的腳步。

有游客指著紅珀問：“這石頭真能治淋癥？”講解員便會說起滇西“江珠水”的故事——從三國傳說到民國方志，從民間實踐到文獻定格，最后笑著說：“這不是神話，是滇西人用千年實踐證明的智慧，就像這紅珀，雖歷經歲月，卻依舊能讓我們讀懂：真正的醫藥智慧，永遠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在一次次治病救人的實踐中，生生不息。”

這便是滇西紅珀留給我們的啟示：實踐，是醫藥最好的“典籍”；傳承，是智慧最久的“光芒”。那些藏在民間的藥臼、藥方、口述經驗，或許沒有華麗的辭藻，卻承載著最質樸的生命守護，是中華醫脈里，最珍貴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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