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年接過文章，字里行間透著勁，笑著說：“這不是我的藥神，是對癥的藥神。民間用藥，講究‘看人氣、辨病癥’，不是死方子。”這時，街對面“仁心堂”的伙計跑過來，手里拿著個紙包：“李掌柜，我們掌柜讓我來問問，您這加枸杞子的補骨脂丸，能不能也給我們些方子？最近好多客人都來問，說‘惠民堂’的丸藥能治耳鳴。”
李松年搖搖頭：“方子可以說，但陶模不能借——丸藥的藥量、炮制的火候，都在模子里藏著，說了方子，沒了模子，藥效也不一樣。”伙計嘆了口氣，只好回去了。阿福在一旁說：“掌柜的，您這是何苦？借出去模子，還能賺些錢。”李松年摸了摸陶模：“做藥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治病。模子定了藥效，才定了人心，要是藥效亂了，賺再多錢也沒用。”
夜里，李松年在賬本上記下周德章的病案：“周生，二十二歲，腎精虧虛兼腎陽虛，腰痛、耳鳴，補骨脂丸加枸杞子，十日見效。”他看著賬本上密密麻麻的病案，從老木匠的腰痛，到王貨郎的畏寒，再到周生的耳鳴，忽然明白：這陶模做的不只是丸藥，更是宋代市井里的“健康準星”，讓百姓能吃到對癥、勻實的藥。
上卷三蜀地瓷瓶傳青娥仁安堂遠續藥緣
初秋，李松年收到一封家書，是遠在成都的表弟陳敬之寫的。陳敬之在成都平原的錦官城開了家“仁安堂”藥鋪，最近從瓷窯訂了批藥瓶，瓶身上刻著“青娥丸”三個字，想請李松年寄些補骨脂丸的方子，也做青娥丸賣。
“青娥丸？”李松年拿著信，對阿福說，“那是用補骨脂、杜仲、胡桃仁做的，比補骨脂丸多了杜仲，強腰脊的勁兒更足，適合蜀地潮濕，腰痛的人多。”他趕緊寫了回信，詳細說了炮制方法：補骨脂用黃酒泡三天，炒至微黃；杜仲用姜汁炒，去澀味；胡桃仁去皮搗泥，加蜂蜜調和，做成丸藥，裝進瓷瓶——瓷瓶防潮，比紙包適合蜀地的氣候。
過了一個月，陳敬之的回信到了，還附了個小小的瓷瓶，瓶身上“青娥丸”三個字刻得娟秀，瓶底還有個“蜀窯”的印記。信里說，“仁安堂”的青娥丸賣得極好，尤其是來往的商旅，都愛買幾瓶帶在身上，治路上的腰痛、關節痛。
信里還寫了個病案：錦官城有個張商人，常年走茶馬古道，最近從云南回來，腰痛得不能騎馬，夜里還發冷，連翻身都難。陳敬之給了他青娥丸，還讓他用青娥丸的藥渣煮水熏腰——把吃剩的丸藥渣放進鍋里，加水煮半個時辰，用布蘸著水熏腰，熏到發熱為止。
“張商人用了五天，就能扶著馬走；用了十天，居然能騎馬去青城山了！”信里還說，張商人臨走時，買了十瓶青娥丸，說要給茶馬古道上的同行帶些，“他說‘仁安堂’的瓷瓶丸藥，防潮又方便，比紙包的經用，路上不怕雨。”
李松年拿著瓷瓶，摸了摸光滑的瓶壁，忽然想起馬行街的陶模：開封干燥，陶模做的丸藥用紙包就行；蜀地潮濕，瓷瓶更適合，這就是“因地制宜”的經營智慧。他讓阿福把瓷瓶放在柜臺里，對來買補骨脂丸的客人說：“這是蜀地的青娥丸，比我家的丸藥多了杜仲，腰脊痛的人吃了更管用，要是有親戚在蜀地，我可以幫著寄。”
有個老主顧是個官員，要去成都任職，聽說后買了五瓶：“李掌柜，我早就聽說蜀地潮濕，腰痛的人多，帶些青娥丸去，既能自己吃，也能給下屬分些。”李松年笑著說：“您放心，這瓷瓶是蜀窯的好瓷，摔不碎，路上也不怕潮。”
這天晚上，李松年坐在燈下，把瓷瓶和陶模放在一起——一個是蜀地的瓷，一個是開封的陶；一個裝青娥丸，一個做補骨脂丸；卻都用了補骨脂，都治腰痛。他忽然覺得：宋代的藥肆，就像一張網，把開封的陶模、蜀地的瓷瓶、補骨脂的藥效，都連在了一起，讓民間的智慧，在市井間傳得更遠。
上卷四文獻初錄民間方宋肆藥韻待傳承
入秋之后，開封府傳來消息，朝廷要編《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向各地藥鋪征集有效的民間方子。馬行街的藥鋪都動了起來，“壽春堂”的劉掌柜還特意來“惠民堂”，想和李松年一起報方子。
“松年啊，咱們馬行街的藥鋪，就您家的補骨脂丸最有名，”劉掌柜說，“咱們一起把方子報上去，要是能收錄進《和劑局方》，咱們馬行街的藥鋪，往后就更有名了！”李松年點點頭：“我也正有這個想法，不過我還想把蜀地的青娥丸方子也報上去——那是我表弟的方子，用了補骨脂、杜仲、胡桃仁，治腰脊痛更管用。”
他翻出賬本，把這些年的病案都整理出來：老木匠的腎陽虛腰痛、王貨郎的畏寒、周生的耳鳴、張商人的寒濕痹痛，還有之前治過的婦人產后腰痛——當時在補骨脂丸里加了紅棗和生姜，紅棗補血，生姜暖脾胃，婦人吃了十天，就能下床做飯了。
“這些病案都是民間的實踐，比空泛的方子管用，”李松年對劉掌柜說，“朝廷編醫書，要的是能治病的真方子，不是好看的文字。咱們把病案和方子一起報上去，才能讓更多人相信。”劉掌柜點點頭：“還是你想得周到，我這就回去整理病案，明天咱們一起去府衙報。”
第二天，李松年帶著陶模、賬本，劉掌柜帶著自家的丸藥，一起去了開封府。負責征集方子的官員是個老儒，懂些醫理，看了李松年的病案，又摸了摸陶模：“你這陶模做的丸藥，藥量勻實，病案也詳細，比別家的方子更實在。這補骨脂丸、青娥丸，都是民間常用的好藥，值得收錄。”
老儒還問了陶模的來歷，李松年說：“這模子是祖父傳的，用了三十年，定了藥量，才定了藥效。民間做藥，講究‘手穩、量準、對癥’，這模子就是‘量準’的根。”老儒點點頭：“民間的智慧，就藏在這些細節里。朝廷編醫書，就是要把這些智慧收集起來，傳下去。”
從府衙回來，馬行街的藥鋪都知道了“惠民堂”的方子要被收錄進《和劑局方》，不少掌柜都來請教。李松年也不藏私，把炮制方法、病案都拿出來分享，只是說：“丸藥的藥量要準，你們要是沒有陶模，可以找窯匠做，刻上‘補骨脂丸’和藥量，這樣藥效才穩。”
傍晚，李松年坐在藥鋪里，看著陶模和蜀地的瓷瓶，忽然覺得：這宋代的藥肆，就像一座橋，一邊連著民間的實踐（陶模、瓷瓶、病案），一邊連著文獻的記載（《和劑局方》）。而他，就是橋上的人，把民間的智慧，一點點傳到文獻里，讓更多人受益。窗外的夕陽灑在陶模和瓷瓶上，藥香混著夕陽的暖意，像在為這宋代市井的藥韻，添了幾分綿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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