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貝里在筆記本上詳細記錄下“箭涂藿血”的步驟：“干燥霊毗草葉研粉，與新鮮鹿血按12比例混合，涂于箭鏃，狩獵時可削弱獵物行動力，日本長崎獵人實踐驗證，有效射程內獵物逃逸距離縮短70%。”他還特意標注了鹿血的取用時機：“需在獵物剛死亡時接取，血凝后失效”——這些來自獵人的實操細節，讓他越發意識到，民間的“經驗知識”，往往比實驗室的“理論推導”更貼近真實。

第三卷村落訪醫：民病顯草功

通貝里在山谷待了半個月，除了記錄獵人對霊毗草的用法，還跟著佐藤勇去山下的村落走訪——他想知道，這草是否只被獵人使用，還是早已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

村落叫“霧村”，因常年被晨霧籠罩而得名。村口的老槐樹下，幾位婦人正圍著一口陶鍋煮藥，鍋里飄出的辛香，通貝里一眼就認出是霊毗草的味道。“佐藤君，她們在煮什么？”他指著陶鍋問。佐藤勇笑著說：“是村里的接生婆阿菊，在給漁夫妻子治產后寒——漁夫妻子三天前剛生了孩子，淋了雨，腿冷得不能動，阿菊就用霊毗草煮水給她喝。”

阿菊見他們來，連忙舀了勺藥湯遞過來：“通貝里先生嘗嘗，這湯加了生姜和蜂蜜，不辣，還能暖身子。”通貝里接過陶碗，藥湯辛中帶甜，喝下去后，小腹處隱隱有暖意。“這湯要煮多久？用的是霊毗草的葉還是根？”他問。阿菊指著陶鍋里的草藥：“用的是春采的葉，比根燥性小，適合產婦；生姜要去皮切片，煮半個時辰，最后加蜂蜜——去年我給村里的稻農妻子治產后寒，喝了七天就能下地插秧。”

他們跟著阿菊去漁夫妻子家，漁夫妻子正靠在炕上，懷里抱著嬰兒，見阿菊來，笑著說：“阿菊婆婆，我今天能活動腳趾了，昨天還不能彎呢！”通貝里看著她的腿，雖然還蓋著厚被，卻能看到她輕輕活動腳踝，眼神里滿是歡喜。“這就是實踐的力量。”通貝里在心里想，歐洲的醫生遇到產后寒，只會開些溫性的礦物藥，卻從沒想過用身邊的草本，更不會根據體質選擇葉或根。

在村里的藥鋪，通貝里還見到了更細致的用法——藥鋪掌柜用霊毗草葉研成粉，和豬油調成膏，給一位得了凍瘡的小孩外敷。“小孩的皮膚嫩，不能喝藥，涂這膏最安全。”掌柜說著，掀開小孩的袖口，之前紅腫的凍瘡已經消了大半，只剩下淡淡的紅印，“涂了三天，就不腫了，再涂兩天就能好——這是我祖父傳的方子，霊毗草粉加豬油，既能驅寒，又能潤膚。”

通貝里把這些病案一一記錄在筆記本上，按“獵人用（泡酒、涂箭）”“產婦用（煮水加姜蜜）”“小兒用（外敷膏）”分類，每類都標注了材料、步驟、見效時間。他對比林奈的植物分類手冊，發現手冊里只關注植物的形態、花期，卻忽略了“用途”“用法”這些最關鍵的實踐信息——而這些信息，恰恰是草本真正的價值所在。

離開霧村時，夕陽把村落染成了金色，村民們正圍著篝火唱歌，歌聲里提到了“三枝九葉的仙草”。通貝里問佐藤勇歌詞的意思，佐藤勇翻譯道：“漢拿山來的仙草，三枝九葉帶金光，泡酒能暖老寒腿，煮水能救產后娘，涂箭能捕山中獸，百姓靠它保安康。”通貝里把歌詞抄在筆記本的末尾，心里忽然明白：這段東方草本的記錄，終將成為連接歐洲植物學與東方實踐智慧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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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著錄初成：田野補典籍

安永四年的冬，長崎港的雪落了第一場，通貝里的標本箱里，已經裝滿了霊毗草的干標本、浸泡在米酒里的根莖，還有厚厚的筆記本——上面記滿了獵人的經驗、村民的病案、采制的細節，甚至還有那首霧村的民謠。

他坐在租住的小屋，對著燭光整理筆記，開始撰寫《日本植物志》中“霊毗草”的條目。開篇先描述形態：“多年生草本，生于日本長崎陰濕山谷，莖細而堅，葉呈三出復葉，邊緣具細鋸齒，葉背具金色斑點，花期夏季，花小而淡紫。”這部分遵循林奈的分類體系，卻比以往的記錄更細致——他特意標注了“葉背金斑為鑒別特征，陽坡生長者金斑淡，藥性弱；陰坡生長者金斑濃，藥性強”。

接下來的“用途”部分，是通貝里最用心的地方，他沒有像傳統植物學那樣只寫“未知”或“可能藥用”，而是詳細記錄了田野實踐：“其根、葉均可入藥，冬采根為佳，春采葉次之。根切片，以長崎濁米酒浸泡七日，可治寒痹、增體力，成人每日飲一小杯，七日見效；葉研粉與鹿血混合，涂于箭鏃，可削弱獵物行動力；產婦產后寒，以葉煮水，加生姜、蜂蜜，溫服七日，可緩解腿冷；小兒凍瘡，以葉粉與豬油調膏外敷，五日可愈。”

他還特意加了“注意事項”，這在歐洲植物學著作中極為罕見：“采制禁用鐵器，以免傷藥性；陰虛者慎用根，可用葉替代，加蜂蜜調和；鹿血需新鮮取用，血凝后失效。以上皆源于日本長崎獵人佐藤勇、霧村接生婆阿菊等民間實踐者的經驗，非理論推導。”

通貝里的學生約翰（隨他一同東渡）來看他，翻到筆記本上的條目，驚訝地說：“先生，您這記錄太詳細了，連‘用竹刀采根’‘選濁米酒’這樣的細節都有，林奈先生的《植物種志》里，從來沒有這樣的寫法！”通貝里笑著說：“林奈先生教我們‘觀察自然’，可自然不僅是植物的形態，還有人類與植物的互動——這些民間的實踐，是比書本更珍貴的知識，我不能把它們遺漏。”

他還在條目末尾加了段“按語”，這是對歐洲植物學傳統的突破：“東方草本的價值，往往不在于實驗室的分析，而在于世代相傳的實踐。霊毗草的用法，是日本百姓在與自然的相處中摸索出來的，它們沒有被記載在典籍里，卻活在獵人的箭囊、村民的陶鍋、接生婆的藥箱里。這種‘實踐先于文獻’的智慧，值得歐洲植物學界學習。”

窗外的雪還在下，通貝里把寫好的條目抄了一份，寄給遠在瑞典的林奈，信中寫道：“我在東方發現的，不僅是一種新的草本，更是一種新的認知方式——植物的真理，在田野，在民間，在每一個與植物共生的人的手里。”他知道，這篇關于霊毗草的記錄，終將改變歐洲人對東方草本的認知，也讓“實踐智慧”在植物學中，擁有了應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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