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藥商們，則在鴨川畔開辟了“唐藥園”，試種從中國帶回的草藥。澤瀉在濕潤的園地里長得格外繁茂，葉片比在唐土時更寬大，球莖卻略小。藥農發現，用伏見的井水澆灌，澤瀉的斷面會更白，粉性也更足。他們把這種本土化的澤瀉叫做“和澤瀉”，與進口的“唐澤瀉”區分，說：“土性不同，藥性亦微殊。”

鐮倉時代的武家社會，武士們常因騎馬作戰患上“膝腫”，軍醫們借鑒唐方，卻改用酒煎澤瀉——日本的清酒性溫，能中和澤瀉的寒涼。有位武士在battle后膝腫如斗，喝下這種“酒煎澤瀉湯”，三日后便能跨馬，他在鎧甲內側刻下澤瀉的圖案，說：“此草護我征戰，當為家紋。”這或許是澤瀉在日本最早的“文化印記”。

第二回室町百草澤方漸融

室町時代的堺市，作為國際貿易港，成了漢方與和醫交融的熱土。藥鋪“救民堂”的掌柜田中宗仲，不僅售賣唐藥，更擅長將漢方改良為“和劑”。他發現，日本人喜食魚鮮海味，易生“痰濕”，單用澤瀉利水，不如配伍本土的海帶、昆布，“海草能軟堅，澤瀉能利水，一軟一利，更合和人體質。”

有個販茶的商人，常年往來于京都與博多，得了“消渴”，飲不解渴，尿如脂膏。田中宗仲想起《金匱要略》的“腎氣丸”，卻將其中的桂枝換成了日本產的“山椒”（花椒），說：“山椒性溫而不烈，能助澤瀉去舊水。”商人服了丸藥，三個月后，口渴減輕，尿也清了許多，他逢人便說：“救民堂的‘腎氣丸’，比唐藥更對咱的癥。”

此時的澤瀉，已融入日本的民俗。梅雨季節，主婦們會用澤瀉葉煮水，擦拭榻榻米，說能“去濕防蛀”；端午節包粽子時，會在糯米里摻些澤瀉粉，說能“解魚毒”。京都的只園祭上，甚至有小販售賣“澤瀉餅”——用澤瀉粉混合米粉制成，綠色的餅上印著白色的澤瀉葉圖案，孩子們邊吃邊唱：“五月雨，濕津津，澤瀉餅，健身體……”

醫師們對澤瀉的認知也在深化。《萬安方》的作者梶原性全，在書中記載了一個獨特的醫案：“大阪某婦人，產后水腫，用澤瀉配當歸、日本芎（川芎），半月而愈。”他解釋道：“當歸補血，芎活血，澤瀉利水，三藥相合，如川流不息，既去水又生新血。”這種將漢藥與和藥配伍的思路，為后來八味地黃丸的定型埋下了伏筆。

堺市的“唐藥店”里，還出現了專門的“澤瀉柜”，柜上貼著不同產地的標簽：“唐澤瀉”（中國產）、“和澤瀉”（日本產）、“琉球澤瀉”（琉球群島產）。藥童.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