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馬王堆出土的醫簡中，有一篇《五十二病方》，記載了用澤瀉與阿膠配伍的方子，治療“血淋”——澤瀉利水通淋，阿膠滋陰止血，攻補兼施，與岐伯的理念一脈相承。這些簡牘上的字跡雖已模糊，卻清晰地記錄著：古人早已懂得，治病不是簡單的“堵”或“疏”，而是找到陰陽的平衡點。

第三回仲景制方秤星初明

東漢南陽的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為澤瀉的“平衡術”定下了更精密的“秤星”。他創制的“澤瀉湯”，僅兩味藥：澤瀉五兩，白術二兩。看似簡單，卻藏著“利水而不傷脾”的深意。

有個富家女，得了“痰飲眩暈”，一抬頭就天旋地轉，像踩在棉花上。請來的醫者用了大量化痰藥，反而讓她食欲不振，日漸消瘦。張仲景診斷后說：“此乃脾虛生濕，濕聚成痰，單用化痰藥，如只去下游積水，不補上游堤壩，終會復發。”

他讓患者服用澤瀉湯：澤瀉滌蕩痰飲，白術健脾燥濕。五比二的比例，像秤桿上的刻度，既保證了利水的力度，又守住了健脾的根本。女子連服七日，眩暈止了，胃口也開了。張仲景在案后批注：“澤瀉能去飲，白術能培土，土旺則能制水，此‘瀉中寓補’之法。”

這一比例的確定，不是憑空臆想，而是源于無數次實踐。他曾試過澤瀉三兩、白術五兩，發現利水不足，痰飲難消；又試過澤瀉七兩、白術一兩，雖能去飲，卻傷了脾胃。最終定下的“五比二”，恰是“攻不太過，補不壅滯”的黃金分割點。

當時的藥鋪，為了讓醫者精準配伍，特意制作了“澤瀉秤”——一種小型桿秤，砝碼刻著“澤”“術”等字樣，方便按比例抓藥。這種秤流傳到唐代，藥王孫思邈見了，贊嘆道：“仲景定方，如匠人量材，分毫不差，此謂‘衡道’。”

第四回六味雛形衡道初成

唐代的茅山道觀，道士們在張仲景“瀉中寓補”的基礎上，摸索出更精妙的平衡之法。他們發現，腎虛者常伴有濕濁內停，單純補腎，會讓濕濁更盛；單純瀉濕，又會耗傷腎氣，唯有“補瀉并舉”，才能兩全。

觀主司馬承禎，擅長調理“虛損”之癥。有個老道士，常年煉丹，耗傷陰精，既腰膝酸軟、夜間盜汗（腎陰虛），又小便渾濁、下肢沉重（濕濁阻）。司馬承禎用熟地、山茱萸、山藥補陰，又加澤瀉、茯苓瀉濕，丹皮清熱，取名“六物湯”。

這方子像一架六星秤：熟地為“君”，如秤砣般穩住陰液；澤瀉為“臣”，似秤桿般疏導濕濁；其余四味為“佐使”，調節著兩端的輕重。老道士服了三月，盜汗止了，小便清了，連煉丹時的精力都充沛了。司馬承禎在《修真秘要》中寫道：“補腎如添柴，瀉濕如撥灰，柴足火旺，灰凈火明，此乃長生之道。”

“六物湯”傳到宋代，錢乙將其改良為“六味地黃丸”，去掉了原方中偏溫的藥材，更適合小兒“腎陰不足”之癥。他在《小兒藥證直訣》中特別強調：“澤瀉雖瀉，卻能防熟地之滋膩，如舟楫能載藥歸腎，非徒瀉也。”此時的澤瀉，已不再是單純的“利水藥”，更成了補藥的“向導”與“清道夫”，在補陰的大軍中，肩負著“去其糟粕，存其精華”的重任。

汴京的“壽安堂”藥鋪，將六味地黃丸制成蜜丸，丸藥上特意印著“衡”字。掌柜對學徒說：“這丸子里，澤瀉是‘衡’的魂，少了它，熟地就成了壅滯的泥，補得越多，堵得越狠。”這種認知，讓“攻補平衡”的智慧從醫家的書齋，走進了尋常百姓的生活。

（上卷終）

.b